四川
48歲的男人死在117號病房，這已是第三張空床。
蔣孝勇在榮總咽下最后一口氣前，把大兒子蔣友柏喊到耳邊，只說了一句——“奶奶苦命，別讓她再哭”。話很輕，像把鈍刀，切進蔣家最后一層體面。
苦命兩個字，重了。
撫恤金？有的，但只夠買一束菊花。她想回俄羅斯看看白樺林，旅行社報價一出，老太把護照又塞回抽屜。
蔣孝勇其實最懂她。47年來，蔣家沒人敢踏上大陸一步，他偏拖家帶口去了奉化溪口。那天雪薄，他跪在曾祖父墳前燒紙，身后是狗仔的長焦，咔嚓咔嚓像給蔣家按下重啟鍵。回臺后，他交代律師：若我走了，骨灰一半撒溪口，一半留臺灣。政治？他不玩了，只想當回孫子。
病到末期，醫生提議插管，他擺手，“讓我喘口氣，像個人”。那晚，長子蔣友柏守在走廊，背貼著墻，手里攥著退學通知單——紐約大學設計系，不念了。他后來回憶：“老爸走的那刻，我突然看懂‘沒有什么是應該的’這句話。”
三年后，蔣友柏揣著一百萬美金，在臺北東區租了間鐵皮屋，掛出“橙果設計”。合伙人名單里只有弟弟蔣友常，沒一個蔣字輩親戚。客戶問背景，他只回一句：“我姓蔣，作品不姓蔣。”
第一筆訂單是給民進黨青年部做海報，同事替他捏汗，蔣友柏聳肩：“死人恩怨，關活人什么事？”海報出街，綠營人物笑得像剛拿到糖果的小孩，他卻被深藍長輩罵到狗血淋頭。隔天，他把罵人的報紙裱進公司走廊，底下寫一行小字：Freedom is not free.
蔣友柏沒去榮總，只在辦公室點了一支煙，煙灰落到設計圖上，燙出個洞。他沒補，留到今天。他說那是提醒：洞可以丑，但必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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