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老兵講述親身經歷：在南京大屠殺時，城里富太太們的悲慘遭遇

殺第一個人的時候，感覺五臟六腑都翻了出來，想吐。

等到殺第十個，就跟干農活挖溝沒什么兩樣了，只是個力氣活。

說這話的人，叫曾根一夫，一個在日本鄉下種了一輩子地的老頭。

他那雙布滿老繭、常年握著鋤頭的手，在半個世紀前，也曾緊緊握著一把沾滿鮮血的三八大蓋。

他不是在吹牛，也不是瘋了，他只是在說一件他親手干過的事。

1984年，這個快七十歲的老農，在昏暗的燈光下，一筆一劃地開始寫他的回憶。

他不是要為自己洗白，恰恰相反，他是想把自己經歷過的、干過的那些不是人干的事，原原本本地摳出來，讓所有人看看，一個普通人是怎么變成禽獸的。

他這本書，叫《南京大屠殺親歷記》。

回到1937年的夏天，曾根一夫才二十歲，在老家的碼頭上扛包掙飯吃。

那時候的他，跟現在街上隨便一個打工的小伙子沒什么區別，每天累得筋疲力盡，腦子里盤算的，無非是明天工頭會不會多給幾個錢，什么時候能攢夠彩禮娶個老婆。

他的人生本來就是這么個劇本。

可是一張紅色的紙，一張征兵令，直接把他的人生劇本給撕了。

上面說，為了“大東亞圣戰”，天皇在召喚他。

他被塞進軍裝，扔上開往中國的船。

登陸地點是上海的吳淞口，從那里開始，他跟著大部隊，一路往南京殺。

戰爭這臺機器，最先攪碎的，是人心里叫“同情”的玩意兒。

曾根一夫在新兵營里，第一次懂了這個道理。

老兵們管這叫“練膽”。

有一次，他們抓來一個穿著長衫、看起來像教書先生的中國人，把他綁在村口的槐樹上。

一個軍曹把上了刺刀的步槍塞到曾根一夫懷里，槍頭的寒光晃得他眼暈。

軍曹指著那個被綁著的人，吼道：“去，把他捅了。”

曾根一夫兩條腿像灌了鉛，一步也挪不動。

周圍的老兵們都在起哄，那種眼神，就像在斗獸場看新來的野獸互相撕咬。

他閉上眼，什么也不敢想，嗷地叫了一聲就沖了過去。

噗嗤一聲，他感覺刺刀捅進去的時候，不像捅在肉上，倒像捅進了一大塊濕黏的泥里，拔出來都費勁。

那個人連慘叫都沒發出來，身子猛地一挺，就軟了下去。

溫乎乎的血濺了他一臉，一股腥味直沖腦門。

他當場就跪在地上吐了，把早上吃的飯團全吐了出來。

一個老兵走過來，不是扶他，而是哈哈大笑著拍他的鋼盔：“好樣的，這才有點皇軍士兵的樣子了！”

從那以后，這種事就成了家常便飯。

從吐，到反胃，再到麻木，最后，他捅人的時候，心里就跟在訓練場上刺草靶子一樣，波瀾不驚。

1937年12月13號，南京城破了。

對城里的老百姓來說，這根本不是結束，而是一場無休無止噩夢的開端。

曾根一夫他們部隊是頭一批沖進城的。

當時部隊推進得太快，運糧草的后勤早就被甩沒影了。

當兵的餓得眼睛發綠，上頭的命令傳下來就四個字：“就地征收”。

這四個字，對一群手里有槍、肚里沒食的士兵意味著什么？

那就是城里所有東西，吃的、喝的、用的，連同會喘氣的，都是他們的戰利品了。

沒人管，沒人問，潘多拉的盒子就這么打開了。

曾根一夫在他的書里寫，他永遠忘不了揚子江邊的情景。

天剛蒙蒙亮，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放下武器的士兵，也有穿著粗布衣裳的平民，像牲口一樣被一隊隊趕到江邊。

幾十挺機槍一字排開，軍官手一揮，火舌就開始噴吐。

人群像被鐮刀割倒的麥子一樣，一片片地倒下去。

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后面的俘虜被逼著上前，把前面同胞的尸體拖起來，扔進江里。

然后，他們自己再站到江邊，被下一輪子彈掃倒。

冰冷的江水很快就變成了暗紅色，濃重的血腥氣順著冬天的寒風，能飄出好幾里地。

有些士兵甚至覺得用槍打不過癮，他們把手榴彈綁在一起，扔進被捆成一團的俘虜堆里，看著血肉橫飛的場面，管那叫“放煙花”。

一條活生生的人命，在那時那地，還不如一顆子彈值錢。

城里普通老百姓的命不值錢，那些平日里住在深宅大院，出門有黃包車，身上穿著綾羅綢緞的富家太太和小姐們，她們的命運也沒好到哪里去。

國破了，家亡了，她們的財富和地位，不但沒能保住她們的命，反而成了催命符，招來了更兇殘的惡狼。

當兵的沖進城里，專挑那些高門大院下手。

一腳踹開雕花的木門，里面的古董字畫他們看不懂，直接用槍托砸個稀巴爛。

他們要的是黃澄澄的金條和亮閃閃的珠寶。

在翻箱倒柜的時候，總能從哪個衣柜里、床底下，拖出幾個嚇得渾身發抖的女人。

這些女人跟鄉下那些面黃肌瘦的農婦不一樣，她們皮膚白凈，身上帶著香氣，穿著剪裁合體的旗袍。

這對那些在戰場上滾了好幾個月、獸性被完全激發的士兵來說，是比金銀財寶更刺激的戰利品。

曾根一夫后來回憶，當時部隊里流傳一種病態的說法，認為能蹂躪這些平時連正眼都不敢瞧的“貴婦人”，才算真正的征服者。

他親眼見過一隊士兵闖進一戶一看就非富即貴的宅邸，把家里的男主人打得頭破血流，然后當著他的面，幾個士兵圍住了他那穿著寶藍色旗袍的妻子。

起初，那女人還拼命掙扎、尖叫，但很快，華麗的旗袍被撕成布條，聲音也從哭喊變成了微弱的呻吟。

完事之后，一個士兵嫌她躺在地上礙事，一刺刀就結束了她的痛苦。

曾根一夫就站在院子里看著這一切，他說自己當時心里一片空白，就像在看一出和自己毫不相干的木偶戲。

約翰·拉貝他們建立的國際安全區，是很多人最后的指望。

但從家里到安全區的路，每一步都可能踩在鬼門關上。

曾根一夫記得一對商人夫妻，丈夫把身上所有的金銀細軟都掏了出來，堆在軍官面前，點頭哈腰地乞求放他們一條生路。

那軍官收了錢，卻指了指他身邊的妻子。

在丈夫絕望的注視下，幾個士兵把那個女人拖進了旁邊的空屋子。

最后，這對夫妻的尸體被一起扔進了街邊的水溝里。

就算是躲進了安全區，也不意味著就安全了。

士兵們常常不顧禁令，翻墻闖進去抓人。

許多被抓走的女人，再也沒有回來。

她們的結局，大多是在被日軍當作戰利品和工具肆意發泄后，死于疾病和無窮無盡的折磨。

那些曾經代表著金陵風韻的旗袍，在那個冬天，徹底碎了。

戰爭結束后，曾根一夫脫下軍裝，回到了日本老家，重新拿起了鋤頭。

他娶妻生子，看起來跟村里任何一個農民沒什么兩樣。

但是，南京的景象，像烙鐵一樣燙在他的記憶里。

白天他在田里拼命干活，想把自己累垮，可一到晚上，那些扭曲的面孔、絕望的哭喊就會準時出現在他的夢里。

他睡不著，整夜整夜地睜著眼，看著天花板。

他沉默了將近四十年，最終還是決定把這一切都說出來。

他的回憶錄在日本一出版，立刻掀起了軒然大波。

右翼團體把他家團團圍住，罵他是“國賊”、“叛徒”，往他家院子里扔垃圾，寄來無數的恐嚇信。

他沒有退縮，反而開始參加各種反戰集會，接受采訪，一遍又一遍地講，他是如何從一個在碼頭扛大包的青年，一步步變成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2006年，曾根一夫在一家醫院里咽了氣。

他死前幾年，收到的恐嚇信比慰問信多得多，信里罵他是國賊，是日本的恥辱。

他只是把信收起來，繼續在田里干活，直到再也走不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