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任妻子郁郁而終，6子女恨之入骨，獨活93歲原配子女無一送終

1989年11月10日深夜，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房外頭的走廊冷冷清清，只有昏黃的燈光照著。

病床上躺著的是93歲的茅以升先生，他老人家一輩子都撲在造橋這事兒上，這會兒生命就像心電圖上那微弱的跳動，眼瞅著就要走到頭了。

醫(yī)生護士瞅著病歷上那句“隨時可能離世”，心里頭都明白，可再一瞧家屬簽字那欄，干干凈凈，一個字兒都沒有，讓人心里發(fā)涼。

病房外面，送來的花圈堆成了山，來吊唁的領導、同行都快把門檻踩平了，可愣是沒人能替護士問那句：“茅先生的子女啥時候能到？”

這事兒真叫人想不通：一個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大人物，到了這人生的最后一刻，親骨肉竟然都沒在身邊。

這看著冷冰冰的場面，背后藏著七十多年來，大時代的風云變幻和個人選擇攪合在一起的復雜人生。

年輕時的誓言與報國的理想

時間倒回到1916年5月，地點是唐山。

那會兒，年輕的茅以升先生正春風得意，憑著交通大學頭名狀元的本事，拿到了清華大學公費留洋的名額。

他祖父臨行前那句“去吧，為國家造橋”，一直在他耳邊嗡嗡響。

他心里頭，裝滿了對洋那邊鋼鐵和鉚釘?shù)南蛲恍南雽W成歸來報效國家。

可誰成想，他人生第一個大轉折，不是在洋學堂里，而是從一封家書開始的。

原來，祖父早就跟書法家戴祝堯先生定下了親事。

茅先生被領到戴家，就瞧見戴家孫女戴傳蕙小姐正坐在窗邊撥弄琴弦，那份溫柔賢淑，讓原本對包辦婚姻有點抵觸的茅以升先生，心里頭也變得軟乎起來。

他后來的日記里寫了一句：“原來婚約未必都是枷鎖”，這句話就記下了他當時心里那點兒小變化。

婚禮辦得挺急，沒多久他就登上了去美國的輪船，把新婚妻子和家里的重擔，暫時留在了老家。

茅先生在康奈爾大學、卡耐基理工學院，整整三年，埋頭苦讀，鉆研技術，把自己磨練成了一個扎扎實實的工程師。

從大洋彼岸寄回來的，除了厚厚的工程圖紙，還有戴傳蕙小姐薄薄的家書。

信里頭從來沒有半句抱怨，只有一句“你安心讀書便好”，這句話就成了他在異國他鄉(xiāng)最大的精神支柱。

隔著千山萬水，戴傳蕙小姐把老宅子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條，伺候著年邁的公公婆婆，照顧著幼小的孩子，用她一個女子的那份堅韌，硬是撐起了茅以升先生在國外安心讀書的大后方。

家國重擔壓垮了家的溫馨

1920年夏天，24歲的茅以升先生學成歸國，拿到了博士學位，一回來就一頭扎進了國家建設的大潮里。

交通部工程師這個重擔壓在他肩上，他就像一個上了發(fā)條的機器，白天在學校講課，晚上就趴在圖紙上繪圖，常常是忘了吃飯，忘了睡覺。

戴傳蕙小姐就算說一句“別忘了休息”，語氣再溫柔，也往往被他一句“我知道了”給敷衍過去，然后又一頭扎進了堆成山的圖紙里。

那個年代，國家的命運像滾滾洪流，民族的重任沉甸甸地壓在每個人肩上，好像所有個人的小情小愛，都得給這宏大的國家敘事讓路。

1931年，南京城發(fā)了大水，茅以升先生臨危受命，去當了江蘇水利局長。

在洪水泛濫的城市里，他日夜奔波，真是把吃奶的勁兒都使出來了，可還是沒法兒平息老百姓的怨氣。

后來他辭職回了北平，整個人看起來都陰沉沉的。

那時候，戴傳蕙小姐的抑郁癥也開始冒頭了，晚上常常做噩夢被嚇醒。

她心里頭特別盼著丈夫能多在家陪陪她，可茅以升先生總是那句話：“國難當頭，工程的事兒比什么都急?！?/p>

就在國家危亡的巨大壓力下，這對夫妻之間的感情裂縫，就開始悄悄地擴大了。

命運的岔路口與新的情感糾葛

1946年春天，上海城迎來了戰(zhàn)后重建的大好機會，一大堆橋梁工程等著規(guī)劃設計。

茅以升先生被派到上海去主持這些工作。

本來他想帶著妻子一塊兒去，可考慮到戴傳蕙小姐的身體狀況，醫(yī)生建議她還是留在家里靜養(yǎng)。

這看著像是沒辦法的分別，卻成了他倆命運走向兩條不同道路的關鍵節(jié)點。

那年夏天，年輕的文員權桂云走進了茅以升先生的生活。

她才21歲，干活兒特別細心周到，總是在茅先生加班到黃昏的時候，給他遞上一杯熱茶。

一句“茅先生，您真不覺得累嗎？”

這話就像一根羽毛，輕輕撥動了茅以升先生心里頭那份深埋的疲憊和孤獨。

他開始不自覺地留意那雙清澈的眼睛，常常借著“指導工作”的名義，跟她多接觸。

等到秋風一陣一陣吹起來的時候，這份感情就已經(jīng)像野草燒起來一樣，攔都攔不住了。

1948年，他們的女兒茅玉麟悄悄地降生了。

為了不讓外頭的人說三道四，茅以升先生把權桂云和女兒安頓在了一條偏僻的弄堂里，自己只能偶爾抽空去看看。

上海灘再怎么熱鬧，也沒能讓他放下心里的警惕，他時時刻刻都擔心這個消息會傳到北方去，刺痛了遠方的妻子。

可紙包不住火，這個道理大家都懂。

到了1950年，他在單位自查個人問題的時候，老老實實寫下了自己跟權桂云的關系。

交材料的那一刻，他手心里頭全是冷汗。

難以彌補的感情鴻溝

材料交上去沒幾天，北平那邊就傳來了戴傳蕙小姐病重的消息。

茅以升先生急急忙忙趕回家，一眼就看到妻子瘦得皮包骨頭。

戴傳蕙小姐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你回來了”，沒有哭鬧，沒有指責，可這句平平淡淡的話，卻比任何罵人的話都扎心。

從那以后，戴傳蕙小姐就陷入了無盡的沉默，病情也一落千丈。

茅以升先生想盡辦法彌補，回家吃飯，給她端藥，陪她散步，可他發(fā)現(xiàn)，時間根本修復不了感情上的裂痕。

1967年冬天，戴傳蕙小姐在寂靜中去世了，才六十歲。

出殯那天，大兒子茅于越冷著一張臉站在靈堂前，從頭到尾都沒看他父親一眼。

從那時候開始，茅家六個孩子對茅以升先生的稱呼，就從“爸爸”變成了“茅先生”，甚至更冰冷的“他”。

父子親情之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冰霜。

不到半年，茅以升先生就把權桂云帶進了家門。

在外人看來，這可能是老年人失去伴侶后重新找個老伴兒的正常舉動，可在子女們心里，這無疑是對他們?nèi)ナ滥赣H的最大不敬。

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搬出了老宅子，大女兒去了廣州教書，二兒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剩下的子女也都有了自己的去處。

這個曾經(jīng)的家庭，徹底散了伙，只留下一句“家里已無父子關系，只有陌生人偶爾見面”的凄涼回憶。

到了70年代后期，權桂云女士因為身體不好，再加上長期背負著社會上的議論和壓力，五十歲的時候也撒手人寰了。

那時候茅以升先生已經(jīng)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了，他還是日夜堅守在工程藍圖前，可一回到家，面對的就只有桌子上的一盞冷燈，和小女兒茅玉麟。

老人和幼女就這樣相依為命，屋子里常年擺放著一張舊照片——那是1937年春天，他跟戴傳蕙小姐十指緊扣，站在錢塘江大橋工地的黑白合影，定格了歲月深處那份最初的溫暖。

記憶的碎片與未完成的和解

1984年，茅以升先生的記憶開始出問題了。

先是記不住鑰匙放哪兒，接著是認不出身邊的老同事。

醫(yī)生診斷是阿爾茨海默病，這說明他的認知世界正在一點一點地崩塌。

可怪就怪在，很多橋梁的結構數(shù)據(jù)、鋼纜型號，他還是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記得清清楚楚。

可一轉過頭，他就會問女兒：“蕙君今天怎么沒來??？”

女兒茅玉麟看著父親這種執(zhí)著，想解釋又心疼得說不出口，只能緊緊握住父親的手，默默地回應他。

1989年初冬，茅以升先生的病情惡化，被送進了協(xié)和醫(yī)院。

當醫(yī)護人員要求家屬簽字的時候，茅玉麟給幾個哥哥姐姐打了五通長途電話，可得到的都是冰冷的沉默。

大兒子茅于越只留下一句“不用告訴我”。

沒辦法，茅玉麟模仿哥哥的筆跡，寫下了那封帶著和解愿望的信：“爸，我原諒您了，您安心養(yǎng)病。”

老人捧著那封信，反復摩挲，嘴里念念叨叨：“好，好?！?/p>

兩天后，茅以升先生安安靜靜地走了。

靈柩上蓋著國旗，追悼會辦得規(guī)格特別高，院士、部長、學生代表擠滿了整個禮堂，這些都表明了這位“橋梁泰斗”有多么受人尊敬。

可當司儀喊“家屬上前”的時候，全場短暫的安靜，最后只有小女兒茅玉麟一個人孤零零地走了出來，她這孤獨的身影，映照出了這位大師家庭生活里頭那份悲涼。

人潮散去，墓碑上刻著“畢生致力橋梁，功垂后世”這幾個字。

可茅玉麟心里頭記得清清楚楚，父親最后一次清醒的時候，聲音低得快聽不見了，他說：“我懂結構，卻不懂家。”

茅玉麟沒哭也沒抱怨，她只是長久地站在墓碑前，替父親撣去墓碑上的塵土。

在長江上面，火車還是轟鳴著駛過他親手設計的橋梁，那鋼梁震動的聲音，就好像歷史的回響：這世界再怎么廣闊，橋梁能跨過千山萬水，可終究彌補不了親骨肉之間，因為時代、因為選擇、因為誤會造成的那段殘缺。

茅以升先生，這位把中國橋梁事業(yè)推向巔峰的了不起的人物，在家庭這堵圍墻里面，卻留下了一座沒能建成的“家”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