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前院長首日被帶走，揭開內幕竟令人“惡心”，拔蘿卜牽出爛泥

南博前院長首日被帶走，揭開內幕竟令人“惡心”，拔蘿卜牽出爛泥

端莊優雅宇宙ew50J

幾天前，一幅叫“江南春”的畫突然出現了。出現在拍場或者估價單上，接近八千八百萬。圈里人對它不陌生，帶著龐萊臣留下的一個個印，被稱作“虛齋之精”。同是這幅畫，四十年前在南京的文物商店里只賣了六千八百元。兩次判定，兩次處置之間，畫的本身沒變，變的是一串串文件、市場的判斷和話語權。

把時間線拉回去看事情的來龍去脈。上世紀六十年代，龐家把一百多件書畫給了南京博物院，這里面最核心的捐贈人是龐萊臣，實際操作的后來人是他的兒子龐增，館里做了鑒定，對“江南春”這一卷，有兩次專家會診記錄，大家認定卷首的引首，比如陳鎏所題是真的，但畫上的題跋不合格，館里以此為由，把整卷判為不符合館藏標準，按當時程序，這類被判不合格的上千件作品被調給了院里的文物商店，由商店負責出售處置。

事件推進到二十一世紀初。2001年這幅畫在文物商店被標為“仿仇英山水卷”，掛牌價很低。最終成交記錄顯示買價為六千八百元，買家登記一欄寫的是“顧客”。當年店里已經要求實名登記，但這份記錄并未遵守這條規定。事后有人查到調卷申請的負責人和接收畫卷的商店法人名單上是同一個人，這種內部操作的疑點就出現了。圈內人說這種環節合并可能留有定向處置的空間。

時間到了最近，這幅卷子被貼上“仿作”標簽的時候，又在一個場合被提出來估價，估價結果接近八千八百萬，市場的判斷發生根本變化，有人指出，帶有龐萊臣印章和舊題跋的作品，即使在學術上被當作仿制，只要貼上“虛齋”這個名號，市場價值就會被重新估計，這顯示出一個簡單事實，物件的市場價格并不只是由畫面本身決定，時間、標簽、背書人的影響力以及拍場和估價機構的說法，都能改變物品的價值。

家屬被這一波波信息推到了前臺。龐家的后人龐叔令查閱檔案。他發現至少有五件捐贈品在檔案中記錄為“丟失”。檔案中關于鑒定的材料，有的章節被遮碼遮住，家屬無法看到鑒定意見和原始記錄。家屬提出了兩點訴求：博物館決定把捐贈物處理掉的時候，起碼得提前通知捐贈人的家屬；捐贈人有權知道、咨詢甚至參與處置自己的藏品。很多捐贈人簽字把藏品交給國家的時候，確實放棄了所有權利。但家屬認為這不等于博物館可以把帶有歷史痕跡的東西當成普通商品，不通報、不解釋、不公開地處理掉。

關于鑒定本身，也有人發問，參加那兩次鑒定會的名單里，既有公認行家，也有不太被看好的名字，鑒定的說理部分被劃去，外界沒法核對，他們怎么得出，有位與謝稚柳有關聯的人，表示謝稚柳生前從沒提過自己參與過南京的鑒定工作，年譜里也查不到，這種信息不對等，引發家屬和公眾的猜疑。

放回文化和學術的角度。很多研究書畫的人認為，就算不是名家真跡，只要上面有老印章和舊題跋，也有研究價值，這些題跋和印記可以反映出收藏的脈絡，也能看出吸納和流傳的經過。帶著這些印記和題跋的作品在文物商店里當作普通物品處理，低價賣掉，會造成學術記錄的斷層，長此以往，對文化史和書畫史來說是一種損失。

事件牽扯到更廣的制度問題，早在2008年的時候，南京博物院內部有人就提到過告示，館藏物品的去向和賬目不清楚，那一年有42名員工聯名舉報，舉報文物管理方面的問題，文物去向不明，舉報之后，并沒有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十幾年過去，直到“江南春”被再次提價，人們才把目光重新投回到那些早已上報卻未結案的問題上，隱含在這起個案里的，可能不是簡單的程序失誤，而是長期積攢下來的管理漏洞。

公眾的反應分為兩撥，一邊是激烈的質疑聲，網絡上有人把六千八百元跟八千八百萬并列起來計算，追問中間的差價最后被誰拿走，有人把懷疑的眼光投向了由博物館，文物商店到私人之間可能的利益鏈條，另一邊是相對冷靜的聲音，他們建議從制度上堵住漏洞，主要的建議有公開鑒定的過程和專家意見，讓大家能夠看到全部的記錄，把捐贈合同寫得更清楚，像在鑒定被降級或者擬處置的時候，就應該告知原捐贈者的家屬，處置之前應當征求家屬的意見，至少要給他們一個告知的機會，交易和處置的結果應當可以追溯，交易登記必須要實名并且公開相關的憑證，對于內外勾連的行為要嚴肅追責。

這些意見不是空穴來風，案發以后，很多老收藏家的態度變了，不少家族開始重新考量，是不是還要把藏品交給公共機構，有人把藏品放到家里，覺得這樣最能保住家族記憶，也有人表示仍然愿意捐贈，不過希望在合同里加上保留條款，規定處置之前一定要通知并且征求意見，捐贈意愿動搖本身就是問題，把文物留給國家，是很多藏家的愛國和傳承目的，如果公共機構在處置的時候不夠透明或者不公允，捐贈者的信心就會減少，將來社會共有的文化資源也許會受到損失。

制度上的改進方向能具體一些，第一，鑒定全流程標準化后對外公開，不能理由的關鍵證詞和材料打遮碼，第二，捐贈合同條款加強，捐贈者及其繼承人在特定情形下知情權和參與權要明確，第三，文物去向每筆交易都要有可追溯的賬本，關鍵崗位不能一個人對接執行，防止權力集中，第四，實名購買嚴格執行，購買記錄與處置記錄一起向社會公開，第五，內部舉報和外部監督都得有響應機制，舉報問題及時調查并公布結果。

這件事的影響不會因一份公開聲明或一次內部整頓就迅速煙消云散，它把長期存在的信任問題攤在了桌面上，博物館的公信力是慢慢積累起來的，要是管理和透明度跟不上，幾十年的信任可能在一次事件中被撼動。換個角度來說，博物館要承擔的不只是辨別真假，更多的還是文化傳承以及對捐贈人歷史意圖的尊重，公眾期待的是一種負責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用真假賬來處理復雜的歷史素材。

把視線再拉回到那張卷軸，對研究者而言，卷軸上每一個印章，每一句題跋，都是線索，它將袁氏，顧氏，龐氏這幾代收藏家的流傳路徑串聯起來，即便專家判定為“仿”，這些印章依舊能夠提供流傳鏈方面的證據，將如此有價值的東西當作垃圾丟棄，不利于學術研究，把它們低價賣給市場，同樣會造成文化資產的流失。

這起事件給各方提示，文化遺產管理要更為嚴實的制度保障和更高的透明度，只有制度堵住漏洞，鑒定、處置、交易、監督真正置于公眾監督之下，捐贈者才敢放心把珍貴物件交給公共機構。時間把這幅畫推到了公眾面前，相應的改變需要制度、流程、態度共同修補漏洞，才能將損失降到最低，逐步修復公眾對公共文化機構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