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 加沙重建難兌現，埃及與美國博弈點何在

特約撰稿 馬志山 馬曉霖

12月25日，在倫敦出版的知名阿拉伯語報紙《中東報》發表署名文章，題目是《埃及和美國對“加沙重建”的理解含糊不清，缺乏細節》，比較美國與埃及的加沙治理路徑。盡管加沙治理尚未真正開啟進程，但聯合國安理會11月通過的第2803號決議，核可了美國特朗普政府結束加沙戰亂并安排戰后治理的“20點方案”，其中規定了埃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未來的加沙治理中，對巴以雙方都有關鍵影響力的美國和埃及，其治理路徑就變成左右加沙治理的重要外部變量。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13日，埃及沙姆沙伊赫，美國總統特朗普（中）在加沙和平峰會上發表聲明。當日，以色列和哈馬斯交換人質和囚犯數小時后，特朗普與地區領導人簽署了一份旨在鞏固加沙停火的聲明，稱這是“中東地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視覺中國供圖

為何“同意重建”卻遲遲無法落地

從公開立場看，埃及與美國在原則層面并不存在直接沖突。雙方均承認啟動加沙重建“勢在必行”，也都支持在停火框架下改善巴勒斯坦民生、恢復基礎設施，但問題在于，這種共識高度抽象，缺乏執行層面的清晰路線圖。

截至目前，既沒有確定國際重建會議的具體日期，也未公布明確的機制設計、資金安排或治理框架。美國國務院的回應反復強調“正在積極溝通”，卻拒絕提供任何實質細節；埃及方面雖多次宣布籌備重建會議，但會議一再延期。這種“高頻表態、低度落地”的狀態，本身就說明重建議題已不再是單純的技術或人道問題，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博弈議題。

從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埃及主導的重建思路，核心特征可概括為三點：不造成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不威脅埃及國家安全、不重塑加沙的政治與人口結構。

在3月4日通過的“加沙重建和發展計劃”中，埃及聯合阿拉伯國家提出以5年為周期、分階段推進早期恢復與全面重建，總投資約530億美元。該方案明確強調“原地重建”，拒絕任何形式的強制或變相遷移。這一立場既回應了巴勒斯坦民眾對“第二次大流散”的深層恐懼，也符合埃及自身的戰略關切——即防止大規模巴勒斯坦人口外溢至西奈半島，進而引發長期安全與社會風險。

從外交操作上看，埃及并未試圖將重建問題“埃及化”，而是主張在聯合國框架下召開國際會議，吸納多邊資金與技術力量。這種做法延續了埃及在巴以問題上的傳統角色定位：區域穩定的“緩沖器”和阿拉伯共識的組織者。

從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報道來看，特朗普女婿兼“外圍重要顧問”庫什納和美國中東特使史蒂夫·維特科普夫制定的名為“日出計劃”的加沙重建方案，則將解除哈馬斯的武裝作為重建的前提，主張重建工作從加沙南部的拉法開始，歷時10年，最終建成名為“新拉法”（以色列堅持從拉法開始，拉法靠近埃及邊境）的地區。不過，該報道沒有具體說明在重建期間，大約200萬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將安置在哪里。

與埃及方案相比，美國的構想更貼近以色列的安全邏輯。無論是庫什納公開談及“在以軍控制區優先建設”，還是媒體披露的“日出計劃”，其共同前提都是：重建必須與解除哈馬斯武裝、安全重構和空間重組同步進行。

從美國視角來看，加沙的重建不僅是人道問題，更是一個“重塑治理結構”的機會。因此，重建被設定為一種政治杠桿，而非無條件的人道投入。這也解釋了為何相關方案刻意回避一個關鍵問題——在長達10年的重建周期中，數百萬巴勒斯坦人將被安置于何處。

這種模糊并非疏忽，而是刻意保留的政策彈性。一旦人口臨時遷移成為“事實”，重建就可能演變為一種結構性再安排，從而為以色列長期安全控制創造有利條件。這正是埃及及多數阿拉伯國家高度警惕的風險所在。

2025年9月16日，加沙地帶，在以色列襲擊和疏散命令加劇后，巴勒斯坦人通過拉希德街從加沙北部逃往加沙南部。視覺中國供圖

重建加沙還是重構加沙

表面看，埃及與美國的分歧集中在技術路徑與會議安排上；但實質上，雙方爭論的是一個更深層問題：重建的目標究竟是恢復一個可持續生存的加沙，還是借重建之名，重塑加沙的政治、安全與人口結構。

埃及強調“讓加沙重新適宜居住”，美國方案則更傾向于“在安全可控區域先行試點”；前者將重建視為停火的自然延伸，后者則將重建作為推動政治條件變化的工具。這種理念差異，使得雙方即便不斷“協調”，也難以在細節上達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土耳其、歐洲國家及聯合國系統的介入，圍繞加沙重建的多邊討論正在升溫。美國彭博社關于可能于2026年1月初召開重建會議的報道，也顯示美方希望借重建議題為停火協議“續命”。

不過，現實壓力同樣在累積。加沙南部難民營在惡劣天氣中的狀況、基礎設施修復的零星進展，都在提醒國際社會：如果政治博弈長期壓倒執行方案，所謂“早期復蘇”將難以名副其實。

妥協或將成為唯一出路

綜合當前各方信號看，完全由美國主導、明顯偏向以色列安全構想的重建路徑，短期內難以獲得地區廣泛支持；而埃及方案若缺乏美方參與，在資金和執行層面同樣面臨現實制約。因此，更可能出現的是一種“折中式”路徑——在不公開否定埃及方案的前提下，引入更嚴格的安全與管理條件。

正如觀察家所判斷的那樣，隨著談判進入第二階段，美國未必愿意承擔“完全偏袒以色列”的政治成本，尤其是在涉及長期治理和地區穩定的問題上。某種程度的理念靠攏，或許正是加沙重建得以真正啟動的前提。

加沙的廢墟不僅是戰爭的結果，也是國際政治長期失靈的證據。重建本應是修復創傷、重建生活的過程，但在現實中，它卻被層層附加了安全、政治與戰略條件。埃及與美國圍繞重建路徑的分歧，恰恰反映了中東問題的一個核心困境：人道議題無法脫離權力結構而獨立存在。

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是否重建”，而在于“為誰而重建、以何種未來為目標而重建”。在這一點上，加沙的命運，仍然懸而未決。

（作者簡介：馬志山，北方民族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副研究員；馬曉霖，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北方民族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