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花爆竹燃放回歸，土葬是不是也應回歸？

對祖墳的敬畏，是國人深入骨髓的文化信仰，因為每座墳頭的背后都是一個家庭的情感和記憶。祭祖，就是尋根，就是為了那種精神。這種精神已傳承了千年，形成一種文化，一種信仰。

山西宣布廢止煙花爆竹“禁放令”的消息引發了廣泛關注，網友是一片叫好。

中國煙花爆竹協會隨后發表聲明，表示此舉意味著山西省煙花爆竹管理從全面禁放模式，正式轉為科學限放管理模式。

消息一出，其他省的網友呼吁更多省份“跟上節奏”，讓傳統年俗氛圍回歸。

這不僅被視為“年味”的回歸，更被解讀為對傳統習俗文化的一種理性與尊重的回歸。

從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到社會撫養費的廢止，再到民間對殯葬改革的深切反思，一系列圍繞傳統、人口與生命儀軌的公共討論，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展開。

如果說煙花爆竹的限放與生育的放開，關乎的是節慶的熱鬧與民族的未來，那么，“土葬是否應當回歸”的叩問，則觸及了華夏文明最深層的倫理根基、生態智慧與記憶傳承。

對于煙花爆竹的禁放，巧哥寫過文章痛批這種因噎廢食的“一刀切”，并稱這是一種懶政。

早在2018年2月22日，巧哥寫了《是什么讓過年越來越沒有氣氛了？》，在文中說，各地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禁令一出臺，似乎連最后一點年味都喪失了。

廢止煙花爆竹“禁放令”深得民心，開放燃放不僅讓節日有氣氛，過年有年味，更重要的是刺激了消費。

2021年8月21日，巧哥寫了《這一天，終于等來了！》，因為前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在會議上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的決定。

巧哥十五年前寫了多篇痛批計劃生育的文章，在2011年5月，巧哥發表了《邵氏棄兒，必須追問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誰？》巧哥在該文中說：自從邵氏“棄兒”曝光以來，我沒有做任何評論，而是一直在沉思，是什么讓邵陽隆回縣計生部門如此喪盡天良？

應該說是一個叫“社會撫養費”的東東。為收取社會撫養費，他們將十余名“非法”嬰幼兒強行抱走，然后送入邵陽福利院，統一改姓“邵”。有的以3000美元賣給了美國人撫養。

由此可見，這個叫“社會撫養費”的東東對基層計生部門太有誘惑力了，要不他們也就不會如此十惡不赦，干出如此喪盡天良的事來。

在2012年3月16日，巧哥在中國保險報發表了《20年后國家將花大錢鼓勵多生育》，巧哥說，國家間的一切競爭歸根結底都是人的競爭。人口是民族與國家力量的源泉與實力的載體，生育孕育著民族與國家的未來。人口減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齡組人口均勻減少，而是從最年輕的年齡組開始，一批出生人數比一批少。在人口減少的同時，人口老化將加速，國力和生活水平都將下降。

如果從適齡學童來分析中國人口，會發現中國人口負增長早已提前。我們還不能忽視環境、氣候變化等因素導致不育癥增多；觀念的變化、生活的壓力，已使更多的年輕人不愿多生。如果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沒有松動，可以說，20年后，國家將要花大價錢來鼓勵公民多生育。而到那時候，國家花錢鼓勵公民生育，人們也可能不愿多生。

如今十多年過去，巧哥的分析與預言，卻變成了現實。

幾天前，巧哥與一位農民企業家聊，一聊就是四五個小時，我們聊了很多。從農民工返回村里，到農村光棍漢增多，再到公墓與土葬回歸的問題。

他說，公墓越建越大，大理石墓穴越來越多，這些大理石千年都會存在。

對于野蠻的殯葬改革，巧哥撰寫了數十篇文章痛批。

在2018年7月23日，巧哥就寫過《會不會回歸土葬？》(參閱《土葬的回歸》)，在該文這樣說，如今轟轟烈烈的殯葬改革，一刀切的火化，幾十年后會不會回到老路，重歸棺木土葬？在還沒有尋找到更好的路子，重回老路是很有可能的。

當公墓的碑文林立，越來越多，占地也就越多，那些成千上萬的骨灰盒成了難以處理的難題時，才去反思嗎？

城市里的墓園都是大理石墓地，看上去很小。但是相較而言，土墳不會對環境有什么破壞，過一百年，土墳也就慢慢地平掉了;而大理石是千年不壞的，對環境會造成實質性的破壞。中國人講究五服，出了五代之后就不會上墳、填土了。故而盡管幾千年來中國人都是用土墳埋葬，卻也沒有看到處處是墳的現象，因為老舊的墳頭是會風化的。

但是大理石墓地卻不會風化，長此以往，不要說幾千年了，目前這個問題就已經顯出端倪。

如今農村實施的殯葬改革恰恰是“城市化”模式，建公墓好大喜功，到時不也是到處都是大理石墓地，或是碑石林林總總？

當我們為煙花“禁放令”的松動叫好時，本質上是在呼喚對傳統節日情感價值與社區活力的尊重。

那種“一刀切”的懶政，以安全或環保的絕對化名義，剝離了文化實踐應有的溫度與彈性，最終導致精神生活的貧瘠。

轟轟烈烈的“殯葬改革”，其核心指令往往簡化為“一律火化、集中安葬”，尤其在農村地區，更伴隨著平毀舊墳、強制遷入公墓的激烈手段。

這種改革的初衷或許包含節約耕地、移風易俗的良好愿望，但其執行過程中的“一刀切”，卻粗暴地割裂了生者與祖先之間那條脆弱而堅韌的精神紐帶。

對中國人而言，對祖墳的敬畏，是滲入骨髓的文化信仰與倫理基石。每一座墳塋，無論簡樸還是考究，都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土堆，而是一個家族的歷史坐標，是情感記憶的實體錨點。

清明祭掃，重陽添土，儀式背后是對血脈源流的追溯，是對先人恩德的緬懷，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教化實踐。

當公墓里整齊劃一、編號管理的格位取代了山野間依偎著家族土地的祖墳，那份基于特定地理空間而產生的歸屬感與神圣性便大打折扣。

祭祖不再是一次與家族歷史、自然時序交融的“尋根”之旅，而可能淪為一種在標準化墓園里進行的、情感逐漸疏離的程式化活動。長此以往，關乎“我們從哪里來”的集體記憶，將面臨被簡化乃至虛無化的風險。

從生態可持續的角度審視，當前主推的“公墓模式”，尤其是一味追求硬化、大理石化的城市墓園風格，正在走向環保初衷的反面，形成一種“綠色悖論”。

巧哥曾多次撰文警示：殯葬改革的關鍵點是要防止硬化和鋼筋混凝土化。

傳統的土葬，棺木與遺體在泥土中自然分解，最終“塵歸塵，土歸土”，墳頭歷經幾代人祭掃維護，四五代之后，無人添土，不過百余年便在風雨中自然平復，重歸大地循環。

這是一種順應自然節律的、低環境影響的安息方式。

反觀當下許多公墓，為了追求美觀、耐久和所謂“高端”，大量使用大理石、花崗巖、水泥等不可降解材料建造墓穴與碑體。

這些石材，正如那位農民企業家所憂：“千年都會在。”它們不僅開采、加工過程耗能巨大，其最終產物更成為大地上一塊塊難以消納的“生態疤痕”。

當傳統的土墳遵循自然法則悄然消融時，這些現代石材墓地卻可能成為遺留千古的環境負擔。

更嚴峻的是，隨著時間推移，墓園必然面臨“滿員”困境，后代如何處置這些堅不可摧的“先人遺跡”？

將視角延伸至鄉村，近年來強力推行的“農村公益性公墓”建設，在許多地方出現了“水土不服”和異化。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區的公墓建設好大喜功，盲目模仿城市墓園的“硬化”風格，開始出現“大理石墓穴越來越多”的情況。這不僅未能節約土地（傳統土墳是點狀、可輪回的，而硬化公墓是塊狀、永久占用的），反而將城市墓園的生態弊端引入了鄉土，破壞了鄉村的自然景觀與生態肌理，也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

當鄉村也豎起一片片冰冷的石碑叢林，我們所失去的，將是那份“日落狐貍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的，帶著溫度的人間煙火與生態智慧。

因此，“土葬回歸”的呼聲，絕非保守的懷舊，而是基于文化延續、生態理性與情感需求提出的建設性反思。

我們需要的，或許是探索一種“多元并存、綠色導向、尊重自愿”的新模式：允許在生態脆弱區和耕地保護區之外，在嚴格規范（如深度、無水泥石材硬化、使用可降解棺木、限定面積、種植特定林木等）的前提下，恢復土葬作為可選項。

這既是對數千年“入土為安”文化心理的尊重，也是倡導一種真正“綠色殯葬”的可能路徑。

土葬的儀式感里藏著教化，宴席中也肩負著刺激消費的“大任”。在巧哥看來，政府沒有干預的必要。

披麻戴孝，扶棺哭送，那一路的香火與嗚咽，是子孫對先人最后的凝視，是家族血脈在生死門檻前的一次莊嚴確認。

這種儀式感的教化力量，能使鄉村社會更加文明與和諧。

至于那墳前的香火該燒幾炷，宴席該擺幾桌，只要不違法、不危害公益，便應歸于民間自治與文化選擇的范疇。要管就管好體制內的干部，那是政府該管的。

再說，擺宴擺越越多，不是刺激消費更多嗎？這也限制，那也限制，消費怎么制激得起來？

鄉村的活力與和諧，從來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在一片自由、受尊重的土壤里，自然生長出來的。

殯葬，這門關于生命終章的“藝術”，更應獲得同等的審慎與智慧。

土葬能否以更文明、更綠色的形態回歸，考驗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管理能力，更是一個文明社會對待生命、死亡與記憶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