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丨某村舊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從延安出發，十月到渾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張家口。那時已經是冬季，我穿著一身很不合體的毛藍粗布棉衣，見到在張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戰友，他們竟是有些“城市化”了。做財貿工作的老鄧，原是我們在晉察冀工作時的一位詩人和歌手，他見到我，當天夜晚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燒了一池熱水，叫我洗了一個澡，又送我一些錢，叫我明天到早市買件襯衣。當年同志們那種同甘共苦的熱情，真是值得懷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鄧的囑咐到了攤販市場。那里熱鬧得很，我買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稱的“綢料”襯衣，還買了一條日本的絲巾圍在脖子上，另外又買了一頂口外的貍皮冬帽戴在頭上。路經宣化，又從老王的床鋪上扯了一條粗毛毯，一件日本軍用黃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來了。

這真是勝利歸來，揚揚灑灑，連續步行十四日，到了家鄉。在家里住了四天，然后，在一個大霧彌漫的早晨，到蠡縣縣城去。

冬天，走在茫茫大霧里，像潛在又深又冷的渾水里一樣。

但等到太陽出來，就看見村莊、樹木上，滿是霜雪，那也真是一種奇景。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歡走路行軍！走在農村的、安靜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會像清晨的陽光，猛然投射到披滿銀花的萬物上，那樣閃耀和清澈。

傍晚，我到了縣城。縣委機關設在城里原是一家錢莊的大宅院里，老梁住在東屋。

梁同志樸實而厚重。我們最初認識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這縣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那時老梁在縣里領導著一個劇社。但熟起來是在一九四二年，我從山地回到平原，幫忙編輯《冀中一日》的時候。

一九四三年，敵人在晉察冀持續了三個月的大“掃蕩”。

在繁峙境，我曾在戰爭空隙，翻越幾個山頭，去看望他一次。

那時他正跟隨西北戰地服務團行軍，有任務要到太原去。

我們分別很久了。當天晚上，他就給我安排好了下鄉的地點，他叫我到一個村莊去。我在他那里，見到一個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老梁告訴我，她叫銀花，就是那個村莊的人。她有一個妹妹叫錫花，在村里工作。

到了村里，我先到錫花家去。這是一家中農。錫花是一個非常熱情、爽快、很懂事理的姑娘。她高高的個兒，顏面和頭發上，都還帶著明顯的稚氣，看來也不過十七八歲。中午，她給我預備了一頓非常可口的家鄉飯：煮紅薯、炒花生、玉茭餅子、雜面湯。

她沒有母親，父親有四十來歲，服飾不像一個農民，很像一個從城市回家的商人，臉上帶著酒氣，不好說話，在人面前，好像做了什么錯事似的。在縣城，我聽說他不務正業，當時我想，也許是中年鰥居的緣故吧。她的祖父卻很活躍，不像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黑干而健康的臉上，笑容不斷，給我的印象，很像是一個牲口經紀或賭場過來人。他好唱昆曲，在我們吃罷飯休息的時候，他拍著桌沿，給我唱了一段《藏舟》。這里的老一輩人，差不多都會唱幾口昆曲。

我住在這一村莊的幾個月里，錫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有時給我帶些吃食去。她擔任村里黨支部的委員，有時也征求我一些對村里工作的意見。有時，我到她家去坐坐，見她總是那樣勤快活潑。后來，我到了河間，還給她寫過幾回信，她每次回信，都談到她的學習。我進了城市，音訊就斷絕了。

這幾年，我有時會想起她來，曾向梁同志打聽過她的消息。老梁說，在一九四八年農村整風的時候，好像她家有些問題，被當做“石頭”搬了一下。農民稱她家為“官鋪”，并編有歌謠。錫花倉促之間，和一個極普通的農民結了婚，好像也很不如意。詳細情形，不得而知。乍聽之下，為之默然。

我在那里居住的時候，接近的群眾并不多，對于干部，也只是從表面獲得印象，很少追問他們的底細。現在想起來，雖然當時已經從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覺到一種專橫獨斷的作風，也只認為是農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點。在錫花身上，連這一點也沒有感到。所以，我還是想：這些民憤，也許是她的家庭別的成員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過錯。至于結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時的看法。感情的變化，是復雜曲折的，當初不如意，今天也許如意。很多人當時如意，后來不是竟不如意了嗎？但是，這一切都太主觀，近于打板搖卦了。我在這個村莊，寫了《鐘》《藏》《碑》三篇小說。

在《藏》里，女主人公借用了錫花這個名字。

我住在村北頭姓鄭的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這原是一家地主，房東是干部，不在家，房東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兒了。陪我做伴的，是他家一個老傭人。這是一個在農村被認為缺個魂兒、少個心眼兒、其實是非常質樸的貧苦農民。他的一只眼睛不好，眼淚不停止地流下來，他不斷用一塊破布去擦抹。他是給房東看家的，因而也幫我做飯。沒事的時候，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說說話兒。

有時，我在寬廣的庭院里散步，老人靜靜地坐在臺階上；

夜晚，我在屋里地下點一些秫秸取暖，他也蹲在一邊取火抽煙。他的形象，在我心里，總是引起一種極其沉重的感覺。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無一瓦之棲，一壟之地。無論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還沒有在其他農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標志。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變得怎樣了，祝他晚境安適。

在我的對門，是婦救會主任家。我忘記她家姓什么，只記得主任叫志揚，這很像是一個男人的名字。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頗有心計，這是我一眼就看出來的。我初到鄭家，因為村干部很是照顧，她以為來了什么重要的上級，親自來看過我一次，顯得很親近，一定約我到她家去坐坐。第二天我去了，是在平常人家吃罷早飯的時候。她正在院里打掃，這個庭院顯得整齊富裕，門窗油飾還很新鮮，她叫我到兒媳屋里去，兒媳也在屋里招呼了。我走進西間里，看見婦救會主任還沒有起床，蓋著耀眼的紅綾大被，兩只白晰豐滿的膀子露在被頭外面，就像陳列在紅絨襯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我被封建意識所拘束，急忙卻步轉身。她的婆母卻在外間吃吃笑了起來，這給我的印象頗為不佳，以后也就再沒到她家去過。

有時在街上遇到她婆母，她對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來了。

我想，主要因為，她看透我是一個窮光蛋，既不是騎馬的干部，也不是騎車子的干部，而是一個穿著粗布棉衣，挾著小包東游西晃溜溜達達的干部。進村以來，既沒有主持會議，也沒有登臺講演，這種干部，叫她看來，當然沒有什么作為，也主不了村中的大計，得罪了也沒關系，更何必巴結鉆營？

后來聽老梁說，這家人家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斗爭了。這一消息，沒有引起我任何驚異之感，她們當時之所以工作，明顯地帶有投機性質。

在這村，我遇到了一位老戰友。他的名字，我起先忘記了，我的愛人是“給事中”，她告訴我這個人叫松年。那時他只有二十五、六歲，瘦小個兒，聰明外露，很會說話，我愛人只見過他一兩次，竟能在十五、六年以后，把他的名字沖口說出，足見他給人印象之深。

松年也是鄭家支派。他十幾歲就參加了抗日工作，原在冀中區的印刷廠，后調阜平《晉察冀日報》印刷廠工作。我倆人工作經歷相仿，過去雖未見面，談起來非常親切。他已經脫離工作四、五年了。他父親多病，娶了一房年輕的繼母，這位繼母足智多謀，一定要兒子回家，這也許是為了兒子的安全著想，也許是為家庭的生產生活著想。最初，松年不答應，聲言以抗日為重。繼母遂即給他說好一門親事，娶了過來，枕邊私語，重于詔書。新媳婦的說服動員工作很見功效，松年在新婚之后，就沒有回山地去，這在當時被叫做“脫鞋”——“妥協”或開小差。

時過境遷，松年和我談起這些來，已經沒有慚怍不安之情，同時，他也許有了什么人生觀的依據和現實生活的體會吧，他對我的抗日戰士的貧苦奔波的生活，竟時露嘲笑的神色。那時候，我既然服裝不整，夜晚睡在炕上，鋪的蓋的也只是破氈敗絮。（因為房東不在家，把被面都擱藏起來，只是炕上扔著一些破被套，我就利用它們取暖。）而我還要自己去要米，自己燒飯，在他看來，豈不近于游僧的斂化，饑民的就食！在這種情況下面，我的好言相勸，他自然就聽不進去，每當談到“歸隊”，他就借故推托，揚長而去。

有一天，他帶我到他家里去。那也是一處地主規模的大宅院，但有些破落的景象。他把我帶到他的洞房，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歲來說顯得過于肥胖了一些的新婦。新婦看見我，從炕上溜下來出去了。因為曾經是老戰友，我也不客氣，就靠在那折疊得很整齊的新被壘上休息了一會。

房間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陽光照在新糊的灑過桐油的窗紙上，明亮如同玻璃。一張張用紅紙剪貼的各色花朵，都給人一種溫柔之感。房間的陳設，沒有一樣不帶新婚美滿的氣氛，更有一種脂粉的氣味，在屋里彌漫……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過于冷清之處久居，現在是，革命戰士不可在溫柔之鄉久處。我忽然不安起來了。當然，這里沒有冰天雪地，沒有烈日當空，沒有跋涉，沒有饑餓，沒有槍林彈雨，更沒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經消磨盡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我告辭出來，一個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生活啊，你在朝著什么方向前進？你進行得堅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嗎？

“有的。”好像有什么聲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在這個村莊里，我另外認識了一位文建會的負責人，他有些地方，很像我在《風云初記》里寫到的變吉哥。

以上所記，都是十五、六年前的舊事。一別此村，從未再去。有些老年人，恐怕已經安息在土壤里了吧，他們一生的得失，歡樂和痛苦，只能留在鄉里的口碑上。一些青年人，恐怕早已生兒育女，生活大有變化，愿他們都很幸福。

1962年8月13日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