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全球人才爭奪戰”與“潛在天賦的挖掘”

全球人工智能頂尖人才的流向，正在深刻重塑世界的科技力量版圖。近日，《經濟學家》雜志刊發系列文章指出，技術進步無限放大了少數天才的影響力，當前，各國正憑借國力、資金與政策對頂尖人才展開激烈爭奪。然而，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與教育資源不均正導致大量人才被埋沒。用完善的制度、充足的資源與開放的文化給予更多人發揮天賦的機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改變世界，才是這個時代更值得追求的理想。

原文 ：《“全球人才爭奪戰”與“潛在天賦的挖掘”》

編譯 |楊勇 胡雨辰

圖片 |網絡

在這個計算能力持續實現突破、產業版圖瞬息萬變的時代，最昂貴的資源并非芯片、礦產或資本，而是一群數量稀少卻影響深遠的人——他們能引領技術前沿、推動經濟增長、開拓未知領域，堪稱頂尖人才。在各國政府為爭奪半導體供應鏈傾盡財政之力、為布局新能源領域不惜投入重金、為搭建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造巨型數據中心時，一場圍繞“人”的競爭已在全球悄然升溫，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越地緣政治領域的博弈。這場關乎智慧、創造力與未來潛能的世界級爭奪，正逐漸成為影響國際關系走向與產業競爭格局的核心變量。

頂尖人才的“超級明星效應”

人才從未像今天這樣無可替代。在人工智能競賽中，美國科技巨頭正組建規模雖小但影響深遠的高端研究團隊，依靠數十位天才工程師推動模型能力實現跨越式發展；在華爾街，對沖基金以天價挖走擁有獨特策略思想的交易員，只因這些人幾乎能決定數十億美元的收益；在科學研究領域，最頂尖的1%的研究者貢獻了超過五分之一的總引用量，他們推動的重大突破，又反過來重塑國家實力、企業競爭力乃至技術文明的格局。技術正成倍放大頂尖人才的產出能力：一位優秀程序員的工作效率可能堪比一支百人的團隊，一位科學家的研究方法論可能被全球實驗室納入日常流程，一位音樂人借助數字分發渠道就能觸達全球聽眾——技術已將“超級明星效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與這種極端的資源集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教育落后的鄉村、貧窮國家的邊緣城市、缺乏資源的社區里，無數潛在天才的天賦沒有得到挖掘。20歲的波斯尼亞青年埃爾文·馬西奇曾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獲獎，懷揣進入頂尖實驗室的夢想，卻因無力承擔牛津大學每年6萬英鎊的學費，被迫選擇薩拉熱窩大學，只能使用數十年前的老舊電腦完成編程考試。他的遭遇并非個例，而是全球無數“未被發現的愛因斯坦”的縮影。研究顯示，來自貧窮國家的奧數選手雖成績不遜于富裕國家的同齡人，但成年后進入頂尖學府攻讀博士學位的概率僅為后者的一半，發表重要研究成果、進入國際科技產業工作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

大型經濟體內部的情況同樣嚴峻。在美國，出生于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孩子，成為發明者的概率是普通家庭孩子的十倍。階層、種族、性別帶來的差距，使得天賦在教育體系中早早被過濾，而非被放大。從全球視角來看，隱藏的人才潛能規模極為龐大，遠超任何國家當前的人才儲備。但人才的成長離不開資源支持、良好環境、專業幫扶與開放制度，而這些關鍵要素，在世界上太多地方仍然稀缺。

人才流動的國際走向

與此同時，各國在“爭搶現有人才”上投入了巨大力量。美國以O-1A簽證、EB-1A綠卡吸引具備“非凡能力”的研究人員，硅谷的薪資待遇、股票激勵與產業集群優勢，使其依舊是人才集聚的最強磁極。不過，其移民政策的波動讓美國的吸引力開始下降，簽證費用飆升與政治不穩定，促使許多年輕研究人員重新考慮去向。歐洲的情況更為復雜：盡管擁有世界級大學和開放的移民政策，但相對較低的薪資水平、學術界與產業界脫節的結構，導致歐洲培養的大量頂尖人才最終流向硅谷。海灣國家則試圖以資金突破限制，迪拜提供免稅待遇和居留權，沙特投入巨資建設人工智能大學與超級計算設施，吸引的人工智能研究員數量快速增長，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創新生態，這些國家更像“臨時中轉地”，而非人才的長期家園。中國則早在2008年就啟動“千人計劃”，吸引海外頂尖人才與歸國科學家，今年又推出更靈活的K簽證，強化對STEM專業人才的吸引力。

人才流動的背后，是技術發展的新邏輯。計算能力的躍升讓少數人的想法能產生巨大影響，也讓企業與國家意識到：抓住頂尖人才，就意味著抓住未來產業的上升曲線。在人工智能領域，一位算法工程師的突破可能讓企業估值增長數倍，一項新的架構設計可能改變全球模型的發展方向。波士頓咨詢集團的調查顯示，在頂級人工智能實驗室，薪酬被視為決定人才選擇的首要因素，但真正吸引人才的，是職業發展空間、團隊氛圍和接觸前沿技術的機會。人才遷移越來越像資本流動，會自然流向回報最高、生態最佳、風險最低的地方。

打造頂尖人才培養機制

然而，無論是人才爭奪，還是人才流動，都無法掩蓋一個根本問題：人才供給遠小于需求。天才的總量被普遍認為是固定的，但研究表明這一認知其實并不準確。天賦在青春期已開始顯現，只是缺乏有效的發現機制。國際競賽，如數學奧賽、物理奧賽，是當前最有效的篩選機制之一，許多未來的科學巨星都曾在這些賽事中嶄露頭角。事實上，奧賽金牌獲得者未來獲得重大科學獎項的概率，是麻省理工學院本科生的50倍。但大多數國家并未形成系統的人才挖掘體系，頂尖學生往往依賴幸運——遇到理解他們的老師、獲得一場比賽的機會或遇上愿意資助他們的人，而非通過國家建立的人才機制成長。

天才的成長不僅需要個人努力，更需要優質導師、專業同行、充足資源、系統性訓練與多學科深度交流。在格魯吉亞的扎爾茲馬修道院，東正教僧侶創辦了數學學院，憑借嚴格訓練和密切指導，培養出多位國際競賽獎牌獲得者；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國際象棋作為文化傳統，形成了濃厚的競爭氛圍，催生了多位世界冠軍；在美國創新黃金時代，托馬斯·愛迪生建立門洛帕克實驗室，讓發明家們得以在密集的協作網絡中高效合作。人才的成長從來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在強大的生態體系中被充分激發的。

但當今世界的大部分教育與科研體系，并未為這種生態提供足夠空間。頂尖大學中針對國際學生的專項獎學金十分稀缺，英美等國許多高校更傾向將國際生視為“財政收入來源”，而非需要特殊支持的未來創新者。來自貧困國家的奧賽選手中，盡管三分之二希望赴歐美深造，最終只有四分之一能如愿以償。若能幫助這些學生破除經濟障礙，其未來十年內的科研產出可能增加50%。這意味著，世界正以肉眼可見的方式，持續損失巨大創新潛力。

面對這些不足，民間力量正在積極補位。全球人才基金為年輕的奧賽選手提供全額資助，助力他們進入牛津、劍橋等頂尖大學深造；“上升計劃”為有潛力的年輕學者提供一對一導師資源與創業啟動資金；“再生元科學人才搜索”項目每年吸引兩千名美國高中生提交原創研究成果，成為培育未來科學家的重要搖籃。這些計劃規模雖不大，卻有力證明：天才的成長只需一點關鍵支持，便能迸發巨大能量。

時代的公平與理想

全球人才爭奪戰并不僅僅關乎經濟競爭，還關乎一個國家未來能否在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清潔能源等前沿領域擁有核心發言權，更關乎人類能否更好地應對疾病防控、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等全球公共挑戰。最重要的是，它關乎公平世界的建設：不讓出生地決定孩子能否發揮天賦，不讓家庭財富決定誰能打開科學的大門。

在這場競爭中，各國都在竭盡全力。然而無論競爭多么激烈，幾個更根本性的問題仍未得到回答：如何讓更多潛在的人工智能天才被發現、被培養、被支持？如何以完善的制度、充足的資源與開放的文化，減少天賦的浪費？如何讓未來的人工智能創新權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讓更多孩子有機會成為改變世界的科技力量？

這一切的答案，不僅影響著未來世界的科技發展速度，還關乎這個時代的公平與理想。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核心計算平臺、下一個突破性治療藥物、下一個顛覆性人工智能范式，是來自富裕城市的頂尖實驗室，還是來自薩拉熱窩某間被忽視的普通教室。世界上從不缺乏天賦，缺乏的是讓天賦被看見的眼睛、讓天賦被支持的系統，以及讓天賦自由發展的土壤。而這，才是全球人才爭奪戰最深層的真相。

[綜合編譯自《新經濟學家》，原文標題為《對頂尖人才的迫切爭奪》（The Desperate Search for Superstar Talent）、《如何發掘頂尖人才》（How to Spot a Genius）、《人工智能人才爭奪戰愈演愈烈》（The AI Talent War is Becoming Fiercer）]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2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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