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不革命？槍多不等于團結，人被“設計”成分散原子

有人不斷提出美國槍的數量眾多但社會卻不反抗這樣的問題，這本身體現出一種錯位的直覺。很多人在潛意識里把武器的數量當作反抗能力的核心指標，卻忽視了比槍更為重要的東西，比如社會結構、組織能力以及人是否還能夠形成共同意志等方面的內容。真正決定一個社會是否能夠反抗的，從來都不是工具，而是人是如何被塑造以及如何被分散的。

在美國，憤怒是比較常見的。高房租、醫療賬單、學貸以及信用卡債務，隨時都能夠把普通民眾推進困境之中。失業、疾病或者一次意外就足以打破中產階層的安全感。從情緒的角度來看，美國社會并不溫和，焦慮和不滿始終處于較高的水平。但是問題在于，這些情緒幾乎從一開始被轉化成了私人方面的問題，而并非是公共層面的議題。每一個人都得自己去應對風險，失敗被說成是個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而并非是制度方面的問題。

槍支在這里沒有成為反抗的工具，卻成為了分裂的工具。表面上全民都可以持槍，但是現實里階層差異是很明顯的。富裕階層擁有體系化的安全能力、法律資源以及政治通道，底層群體就算持有槍支，也僅僅是零散、沒有協同的個體。沒有組織、沒有共同目標、沒有后勤以及輿論空間，槍支只會讓恐懼被放大，而不會凝聚力量。它更容易被用來彼此威懾、進行街頭沖突以及內部消耗，并非是指向真正的權力結構。

美國社會存在著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它高度地呈現出原子化的狀態，族群、性別、身份、移民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被不斷地進行細分。每一個標簽如同一道隔離的墻壁，將潛在的共同利益切割成相互對立的碎片。當人們把憤怒投向另一群普通人群體的時候，真正的結構性矛盾被轉移了。窮人們相互之間保持著警惕、相互之間存在著仇視的情緒，很少會抬頭去質疑規則本身，這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長期以來輿論和制度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法律以及執法體系使得這種狀況更為明顯。規則看似是中立的，但是實際執行卻極為不對稱。普通人越界的成本極其高昂，而系統內部的暴力行為以及失誤情況往往存在緩沖的空間。這種反復被驗證的現實，會持續讓人們形成一個心理上的結論：反抗不僅代價大，而且幾乎肯定會失敗。伴隨時間的推移，憤怒不再是朝著改變而去，而是轉變為冷漠、犬儒或者內部攻擊。

在經濟方面的設計也是較為細致的。很多家庭處于僅僅能夠維持生存的狀態，但是沒有多余的力量。既不能夠積累反抗所需要的時間和資源，還總是擔憂一旦出頭就會失去僅有的穩定狀態。這種長期的生存壓迫，比完全崩潰更加能夠消耗人的意志。人不是一下子被壓垮的，而是在眾多的賬單、評分、期限和責任之中被慢慢地磨平。

美國社會并非是不想進行反抗，而是被系統訓練到沒有辦法進行反抗。槍支是這一整套結構當中的一個符號，它制造出虛假的力量感，使得人們覺得自己擁有選擇權，可是到了關鍵的時候才發現，真正決定命運的根本并不在自己的手中。沒有共同的敘事，沒有組織的信任，沒有向上的集體目標，即便擁有再多的武器也只會加速內部的消耗。

在討論是否與美國比拼意志品質的時候，真正應當關注的并非是槍庫。應當關注的是社會是否能夠形成共識，是否能夠將個人命運重新與公共命運連接起來。意志并非是通過呼喊就能夠形成的，而是在長期的結構當中被保留或者被消耗的。明白了這一點，就能夠懂得為什么有些社會在壓力之下會四分五裂，而有些社會能夠承受沖擊、調整方向還能夠繼續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