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挑戰國家公信力，文物保管人，又兼“銷售方”是最大bug

南博事件是對國家公信力的重大沖擊，在國際上也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南博這事兒越鬧越兇，看著真讓人后背發涼！

可怕的，不止是文物流失，而是我們居然不知道它是怎么“走”的。

2025年那個春天，北京某場拍賣會上，一幅名為《江南春》的仇英傳世畫卷悄然出現，估價8800萬。

這原本只是藝術圈的又一場盛事，直到龐叔令女士看到新聞，心頭一震：這畫，不就是1959年她父親龐增和捐給南京博物院的嗎？

她不是懷疑，她是確定，因為這幅畫曾掛在她家書房多年，連邊角處那道因潮濕微起的褶皺，她都記得清清楚楚。

那一刻，從私人藏品到國有文物，從國家博物館到商業拍賣場，這件事的每一環節都透著詭異。

更離譜的是，南京博物院面對質疑的回應是：這畫是“偽作”，幾十年前就處理了。

可問題是，怎么就處理到拍賣市場上了？

越往下查，越讓人心驚。

那些藏品本應永久珍藏、靜靜躺在國家庫房里，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但現實是，2025年龐家人拿著法院調解協議去查驗時，發現有5幅畫“不見了”，其中就包括《江南春》。

南京博物院的解釋是，這五幅畫“1961年和1964年被鑒定為偽作”，按規定于90年代被“劃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處理。

龐家從未被通知這些畫是“偽作”，其次，被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在拍賣市場卻估價近億元。

更讓人困惑的是，專家當年鑒定時留下的評語是：“偽做得很好，引首題跋為陳鎏所寫，是真的。”

這說明畫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跡，怎么能一口咬定為“贗品”？

這不是簡單的真假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漏洞暴露的開端。

1997年，南博向江蘇省文化廳提交申請，請求將部分“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調劑給文物總店，四天后獲批。

2001年，這幅《仿仇英山水卷》被一位“顧客”以6800元買走，誰是這個顧客？沒人知道，交易發票上沒有實名，交易過程沒有公開記錄。

但上海收藏家顏明說，他1999年就在南京藝蘭齋見過這幅畫。

藝蘭齋老板陸挺甚至炫耀說，這畫“剛從南京一家博物館弄出來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南博當時的院長徐湖平，同時兼任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定代表人。

這意味著，他既是文物的“保管人”，又是“銷售方”的負責人。

南博內部員工郭禮典曾舉報，庫房封條被撕、箱體遭撬，有些“贗品”其實是被鑒定后故意貶值，然后低價處理，形成一條完整的“真品鑒偽—低價出庫—高價轉賣”的灰色鏈條。

這不是孤立事件，龐家捐贈的其他畫作，如趙光輔的《雙馬圖》、王紱的《松風蕭寺圖》，后來都在市場上以高價成交。

真如果都“偽作”，買家為何愿意砸下幾百萬上千萬？

事件爆出后，南京博物院并沒有第一時間公布完整材料，當龐叔令要求查看鑒定原始文件時，收到的卻是復印件，關鍵內容被打上馬賽克。

2025年6月，《江南春》被緊急撤拍，但輿論的火焰已經點燃，從微博到抖音，從收藏圈到法律界，關于“文物流失”“信任崩塌”“鑒定黑幕”的討論一波接一波。

國家得其所藏，民間得其所托，這種信任一旦被背叛，破壞的不是一份關系，而是整個公益機制的根基。

這場危機并非孤例。

從2011年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到2018年長生疫苗造假，再到2023年的“土坑酸菜”事件，無不說明一個事實：一旦公共機構失信，后果極其嚴重。

而南博事件之所以格外刺痛公眾，是因為它觸碰的是文化底線，如果連這些都能“消失”，公眾還能相信什么？

國家文物局已成立專案組調查，公眾要的不僅是“調查中”，而是明確的交代：誰批的調劑？制度上是否必須通知捐贈人？是否必須公開處置記錄？是否可以對“偽作”自由買賣？

每一件捐贈文物都應建立編號、影像、存儲、鑒定、借展、調撥等完整檔案，并接受第三方監管。

尤其是“劃撥”、“調劑”這類操作，必須有公示機制，接受社會監督。

除了制度改革，更重要的是博物館自身對“信任”的理解，龐氏家族捐贈文物，是對國家的信任；公眾愿意將文物交與國家收藏，是對制度的信任。

如果不在制度上補漏，不在操作上規范，不在觀念上自省，類似的事件還會重復上演。

文物不是商品，它承載的是歷史的重量，如果管理者把它當成“可以流通”的資源，最終失去的，不僅是國寶，更是國家的公信力。

這件事已經不僅僅是南京博物院的事，也不僅僅是龐家一家的事，而是整個社會對公共制度信任的一次碰撞。

它讓我們意識到，公益捐贈不是“捐了就算了”，而是一段長期的責任關系。

公眾關注《江南春》的命運，其實是在關注我們是否還值得被托付。

如果連一幅畫的去向都無法查清，那我們該如何相信更大的系統，能守住更重要的東西？

或許，這才是《江南春》事件最令人后背發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