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新瓜，十九件文物、被槍決的保管員與一份三十一年的調查報告

南博新瓜，十九件文物、被槍決的保管員與一份三十一年的調查報告

1993年，南京博物院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文物盜竊案。時年23歲的年輕保管員陳超，因竊取館藏19件文物（包括國家二、三級文物），被依法判處死刑并執行槍決。據官方信息，當時這些文物估價約十八萬元，陳超銷贓后獲得三萬元，并已揮霍一空。

值得注意的是，陳超并非臨時起意。

他于1988年10月中專畢業后，就被分配至南博工作，直到案發已在博物院任職數年。

這起案件在當時看似塵埃落定，但三十一年過去，一些疑問卻從未消散：陳超當年究竟為了“立功”說了什么？其中是否涉及更深的內情，以至于他的死亡也被視為“秘密的一部分”？如今，隨著時間推移與社會環境的變遷，這些問題似乎又浮現出重新審視的可能。

南博這事兒剛消停沒兩天，更猛的料就砸下來了。

12月25日，龐家的后人龐叔令出手了。他正式委托律師，在香港《亞洲周刊》上發文，矛頭直指南京博物院，火力全開。

律師文章話說得很重，直接指控南博：把龐家當年捐的《仇英江南春圖卷》等五件國寶級文物給弄“丟”了，而且這操作是“非法”的。更狠的是，他們還懷疑南博在“系統性地造假”——說白了，就是做假材料掩蓋。

這回不再是民間猜測了，是專業律師拿著證據在公開叫板。幾樣東西成了焦點：一張才6800塊的蹊蹺發票，一份關鍵人物沒簽名的出庫單，還有那幅人間蒸發、價值連城的古畫。

隨著律師下場深挖，南京博物院這個驚天大案的內幕，正被一層一層撕開口子。真正的真相，恐怕比咱們現在能想到的，還要嚇人得多。

1994年南京博物院那起文物盜竊案，保管員陳超偷了19件文物被抓。為了爭取寬大處理，他“戴罪立功”，供出了一批內部情況。可誰能想到，這番坦白非但沒換來減刑，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被迅速執行了槍決。從此，他開口說過的話，再也沒了下文。

現在看來，他當時說得越直白，就越讓某些人坐立不安。

除了“滅口”，很難解釋為什么非要這么快處決他。那個年代判死刑比現在隨意得多，換成今天，很可能不會走到這一步。

這個案子就像“拔出蘿卜帶出泥”：悶聲不吭的人反而安全，而急著把別人供出來的，自己先沒了退路。想想也挺諷刺：編出來的故事再離奇，有時還真不如現實這么狗血。

在郭禮典的信中，他在“死刑”二字后面，特意加上了一個括號，里面赫然寫著三個字——“冤死鬼”。
這三個字，讀來格外刺骨，也格外沉重。

郭禮典直指，徐院長背后有“保護傘”，而且這傘“來頭不小”。更諷刺的是，他的信竟原封不動地落到了被舉報人的手中，這樣的，還有什么意義？

據澎湃新聞報道，南京文博界一位知情人士也曾透露：
郭禮典在信中留下過一句極為鋒利的話，
“南博的水太深了，黑透了。”
這句話里，浸滿了一個知情者的絕望與無力。

陳超被抓后，態度很配合，不僅主動交代了東西賣給了誰，還幫著警方把大部分文物追了回來按說這完全算得上“戴罪立功”，夠條件減刑了。

可結果呢？法院還是判了死刑。1994年9月15日，一聲槍響，案子從發生到執行，總共才一年時間。這速度，快得不尋常。

為什么非殺不可？有人推測，陳超坦白的內容，恐怕不只是賣了幾件文物那么簡單，很可能捅破了更復雜的利益關系。要知道，南京博物院當時存放著不少故宮南遷的文物，可管理漏洞卻大得驚人，庫房就靠“雙人雙鎖”和手工登記，連個監控攝像頭都沒有。陳超正是利用自己保管員的身份，涂改賬本、撕掉登記頁，三年里來回偷了多次，竟然一次都沒被發現。

這么松的防線，真只靠他一個人就能來去自如？他到底在供詞里說了什么，讓有些人連“戴罪立功”的機會都不愿給他？

案子結了，人沒了，但問題，好像還在那兒。

徐湖平的兒子徐湘江，從公開信息看，他的事業版圖是這樣的：做過江蘇愛濤拍賣公司的董事，也是南京一家藝術品公司的控股股東。2004年，他又跑去上海開了自己的藝術品拍賣公司。

你看看，從博物館（徐湖平原為南博領導），到文物商店（關聯領域），再到拍賣行（兒子從業），這一條線，可以說相當“完整”了。

面對質疑，徐湖平在12月19日公開回應說：自己沒經手過這批畫，也不是書畫鑒定專家，2008年退休后就因為身體原因，再沒碰過南博的工作。

不過，問題就出在這里，單據上白紙黑字簽著的，正是他“徐湖平”的名字。

南京博物院庫房曾有105,349件館藏真跡。但經過專家復核后，竟然有超過2萬件被蓋上了“贗品”章——比例接近19%。負責蓋章鑒定的，正是當時以徐湖平為首的團隊。

“贗品”章一蓋，這些文物在賬上就價值歸零，隨后便以極低價格“合法”流出。它們去了哪里？如今價值如何？成了謎。

時任江蘇省反貪局局長的韓建林，曾被舉報收受過書畫饋贈。

據舉報材料顯示，這些書畫的稀有程度甚至超過國家一級文物標準，交易地點就在他家中，且整個過程有現場錄音留存。這封提及此事的舉報信，已被調查組調取原件。

從“真跡變贗品”的大規模流失，到陳超案中被捂住的“指認”，再到反貪高官家中異常的書畫交易，這幾條看似獨立的線，都隱約指向同一個權力與文物交織的暗網。

蓋子正在被揭開，但真相，恐怕比數字更加觸目驚心。

一個23歲的年輕人，偷了估價18萬的東西（實際銷贓只拿到3萬多），在九十年代，這個金額確實夠判重刑了。

但回頭細想，案子里的很多關鍵問題，至今仍是模糊的： 被偷的文物大部分找回來了嗎？報道沒說清。他有沒有同伙？沒交代。

他供出的那些名字，后來查了嗎？不見下文。當年的案卷材料，現在還能完整看到嗎？誰也不能保證。

最諷刺的一點是：當年判他死刑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監守自盜，知法犯法”。

可如今再看，真正在“知法犯法”的，恐怕另有人在。

他偷的是實物，而有些人動的，是整個文博體系的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