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裝者》明樓原型，中共史上唯一五重間諜，晚年卻十分凄慘！

近年來，諜戰題材電視劇《偽裝者》以其精良的制作和緊張的劇情，俘獲了億萬觀眾的心。

劇中由演員靳東飾演的“明樓”，沉穩睿智、運籌帷幄，成為無數人心中的偶像。

他身兼汪偽政府要員、國民黨軍統特工和中共地下黨三重身份，在波譎云詭的上海灘，以一己之力周旋于各方勢力之間。

其實“明樓”并非純然虛構，其核心原型，正是一位在中國現代情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傳奇人物袁殊。

與劇中“三重身份”的設定相比，真實歷史中的袁殊，其身份之復雜、潛伏之深、經歷之傳奇，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被后世研究者冠以“五重間諜”的稱號，其身份涵蓋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中統、國民黨軍統、日本情報機構、汪偽政權，甚至還與上海灘的青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亂世浮萍

關于袁殊的出生信息，史料中存在一些細微的出入。多數較為權威的資料，包括其傳記和官方媒體報道，均指出袁殊于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蘄春縣的一個書香門第。

他的父親袁曉嵐是同盟會的早期成員，曾追隨孫中山參與革命，為此甚至不惜散盡家財。

然而，父親的革命熱情并未給家庭帶來穩定的生活。

由于父親將精力與財力盡數投入革命事業，且因個人原因對家庭較為冷漠，導致袁殊的家庭經濟狀況急轉直下，家道中落。

年幼的袁殊不得不隨母親賈氏（一說董仁慧）離開故土，輾轉來到風云際會的上海謀生。

在上海，他度過了一段貧苦的童年，甚至有過在店鋪當學徒的經歷。這種從“官宦之后”到“城市貧民”的巨大落差，讓他過早地體味了人世的艱辛與社會的不公，也磨礪出他堅韌、早熟的性格。

文藝青年成了革命人士

盡管生活困頓，袁殊卻并未放棄對知識的渴求。他憑借聰穎與勤奮，在上海立達學園完成了學業，并逐漸在文化界嶄露頭角。

上世紀20年代末，他積極投身左翼文化運動，成為一名活躍的文藝青年。他不僅參與創辦了《文藝新聞》，還發表了大量文章、翻譯了許多國外文學作品，與魯迅、夏衍等左翼文化名人均有交往。

1929年，袁殊獲得了赴日留學的機會，進入日本大學攻讀新聞學，后又在早稻田大學深造。

在日本期間，他親身感受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和社會內部的壓抑氣氛，這讓他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有了更深切的憂慮。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危機空前深重。

同年，袁殊從日本回國，滿懷報國熱情的他，做出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那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直接安排進入中共最核心的情報保衛部門中央特科工作。

他的直接領導，便是中共情報史上同樣富有傳奇色彩的潘漢年。

潘漢年看中的，正是袁殊身上那種獨特的復合型人才特質：他既是熟悉日本情況的“日本通”，又是混跡于上海新聞界和文化圈、具有廣泛社會關系的“交際家”。

潘漢年指示他，要利用記者的公開身份，廣泛結交國民黨上層及社會各界名流，建立自己的情報網絡，為黨搜集重要情報。

從此，袁殊的人生軌跡徹底轉向，他收斂起文藝青年的鋒芒，戴上了一層又一層的面具，開始了他長達十四年（甚至更久）的“偽裝者”生涯。

五重面具

袁殊如同一個技藝高超的走鋼絲者，在五個看似完全對立的陣營中穿梭自如，每一個身份都為他提供了獨特的掩護和獲取情報的渠道。

袁殊自1931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起，他始終牢記自己作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的初心與使命。

他的一切行動，無論表面上看起來多么荒誕、多么“親日”或“親國民黨”，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完成黨組織交代的任務，為中共的革命事業服務。

他的單線聯系人主要是潘漢年，所有獲取的關鍵情報，都會通過這條絕密的渠道，源源不斷地送往延安。這個身份是他內心最深處的秘密，也是支撐他在黑暗中前行的唯一光亮。

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袁殊遵照組織指示，積極尋找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機會。

1932年，通過其在國民黨內擔任要職的表兄賈伯濤的引薦，他成功結識了時任上海市社會局局長、中統頭目吳醒亞。

憑借出色的交際能力和新聞記者的身份，袁殊很快獲得了吳醒亞的信任，被任命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實際上是為中統搜集情報。

這一步，讓他成功地在國民黨兩大特務機構之一的中統內部掛上了號，獲得了第一張合法的“護身符”。

袁殊的能力很快引起了國民黨另一個更為強大的特務機構，軍統的注意。然而，他與軍統的淵源卻始于一次被捕。

1935年，因“怪西人案”受牽連，袁殊被軍統上海站逮捕。在獄中，他沉著應對，不僅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反而利用自己與日本人的關系以及對日本情報的了解，成功引起了軍統高層的興趣。

出獄后，他被軍統上海區區長王新衡看中，并最終被引薦給了軍統的最高頭目戴笠。

戴笠對這位既懂日文、又在上海灘吃得開的“人才”頗為賞識，親自批準他加入軍統，并授予他少將的軍銜。

戴笠希望利用袁殊與日本人的關系，反過來為軍統搜集日方情報。就這樣，袁殊又多了一重令人炫目的身份，那便是軍統少將。這讓他得以在國共兩黨的情報系統中同時“履職”，為他后續的情報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袁殊所有身份中最具爭議性、也最具價值的，莫過于他與日本情報機構的“合作”。

早在1931年，尚在日本留學的袁殊就結識了日本外務省的著名情報頭目巖井英一。

回國后，他一直與巖井保持著聯系。全面抗戰爆發后，巖井英一在上海設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的情報機構“巖井公館”，并邀請袁殊加入。

隨著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袁殊的“價值”進一步凸顯。憑借與日本人的良好關系，他被安插進汪偽政權，擔任過汪偽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偽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等一系列顯赫職務。

這些高官身份，為他接觸汪偽核心機密、觀察日偽高層動態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與此同時，為了在龍蛇混雜的上海灘站穩腳跟，袁殊還利用關系拜入了青幫大佬曹幼珊的門下，與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同輩，成為了青幫“通”字輩的成員。

青幫的背景使他在處理許多黑白兩道都棘手的問題時游刃有余，也為他的情報工作和人員掩護提供了另一重保障。

至此，袁殊集中共特科、中統、軍統、日偽、青幫五重身份于一身，構建起了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復雜情報網絡。

驚心動魄

憑借著這五重面具的掩護，袁殊在長達十余年的潛伏生涯中，為中共、為抗日戰爭、乃至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前夕，世界局勢撲朔迷離。當時，蘇聯對于德國是否會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判斷不定，在遠東地區陳兵百萬，以防備日本關東軍的進攻。

身在“巖井公館”的袁殊，通過與巖井英一等日本高層情報官員的接觸，敏銳地捕捉到了德、日、意三國軸心內部的戰略動向。

他綜合各種信息，準確判斷出德國即將在6月對蘇聯發動閃電戰，而日本的戰略重心將是“南進”太平洋，而非“北上”進攻蘇聯。

這一石破天驚的情報，被袁殊立即通過潘漢年系統上報給延安，并由中共中央緊急轉告給了蘇聯方面。

據稱，這份情報比蘇聯潛伏在德國的著名間諜佐爾格的情報還要早。它讓斯大林下定決心，將部署在遠東的數十萬精銳部隊迅速調往西線，投入到莫斯科保衛戰中，為最終粉碎德軍的進攻、扭轉二戰的整個戰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據說，斯大林為此曾親自致電表揚了這位來自中國的無名英雄。

晚景凄涼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袁殊被安排在中央軍委聯絡部、中央情報總署等部門工作，繼續為國家貢獻自己的才智。

然而，平靜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1955年4月，他的老上級、老戰友潘漢年因所謂的“內奸”問題被秘密逮捕。作為潘漢年情報系統中最重要的一員，袁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株連。

同年，袁殊也被投入監獄，開始了漫長的審查和牢獄生涯。他被指控為“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日本特務，漢奸”，曾經那些為革命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特殊身份，此刻都變成了套在他身上的沉重枷鎖。

他最初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但在刑滿釋放之際，“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又被重新收監，繼續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

從1955年到1982年，袁殊在監獄和勞改農場中度過了整整27年，他人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就這樣在鐵窗之后被無情地消耗。

直到1982年，隨著潘漢年案的徹底平反，已經年逾古稀的袁殊才終于洗刷了不白之冤，恢復了黨籍和名譽。

他被安排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擔任研究員，享受正局級待遇，并分到了住房。

然而，二十七年的牢獄之災，早已摧毀了他的家庭。他的第二任妻子端木文琳，因丈夫的突然“失蹤”和長期的政治高壓而擔驚受怕，最終精神失常，離家出走，從此下落不明。

他的子女們也在他蒙冤的歲月里，與他長期分離，關系疏遠。

當袁殊走出高墻，迎接他的不是家人的溫暖，而是一個支離破碎、再也無法復原的家庭。他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

孤苦的最后歲月

平反后的袁殊，晚年生活極為凄慘。長期的牢獄生活和精神折磨，徹底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嚴重的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行動不便，口齒不清。

他的精神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時常陷入混亂，記憶錯亂，甚至會無法自控地嚎啕大哭。

對于這位曾經在刀尖上跳舞、心理素質超凡的王牌特工來說，這種身心的雙重摧殘，無疑是最大的折磨。

他在日記中曾痛苦地寫道：“長壽對于一個疾病纏身的人，反倒是罪孽了。”

經濟上，雖然組織上給予了一定的生活待遇，但對于一個疾病纏身、無人照料的孤寡老人來說，生活依然拮據。

他曾得到一些昔日文化界老朋友（如姜椿芳、樓適夷等）的看望和資助，原單位也曾派人送來生活補助費，但這些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他晚年的困境。

他孑然一身，曾想過找個老伴，但未能如愿；也曾希望子女能來同住，但因其情緒問題而未果。

他內心充滿了不安全感，有客人來訪時，他會顫抖著拿出黨組織為他平反、證明其清白的證明文件，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沒有辜負國家。

1987年11月14日，袁殊在家中不慎跌倒，導致骨折，并發肺部感染，被送往解放軍309醫院搶救。

11月26日，這位為國家和民族奉獻了一生的傳奇特工，在病床上孤獨地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