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曾志恢復工作后指責女兒陶斯亮引質問

一九九一年，體制內發生了一件讓人把下巴都驚掉的事兒。

中央統戰部六局的副局長陶斯亮，在那個大家都抱著“鐵飯碗”不敢撒手的年代，居然把辭職信拍在了桌子上。

那時候的副局級是個什么概念？

那是多少人鉆破腦袋都想爬上去的臺階，穩當、體面，以后退休了待遇也沒得說。

可陶斯亮偏不，她轉身就去了一個剛成立沒幾天的“中國市長協會”。

說難聽點，那時候這種社團組織前途未卜，跟個“皮包公司”也沒啥兩樣。

周圍人都覺得她瘋了，要么就是腦子進水了。

陶斯亮自己心里也打鼓，這就跟現在年薪百萬的高管突然要裸辭去創業一樣，誰心里不慌？

她最怕的不是別人的閑言碎語，而是家里的那位“老佛爺”——她的母親，時任中組部副顧問（原副部長）的曾志。

大家都以為，這位掌管過無數干部命運的“鐵娘子”，肯定會把女兒罵個狗血淋頭，畢竟放著正經官不做去“瞎折騰”，在傳統革命家庭看來簡直就是離經叛道。

結果呢？

當陶斯亮戰戰兢兢地把決定告訴母親時，曾志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就回了句：“想去就去吧。”

這哪是什么母女情深，分明就是兩個獨立靈魂的再一次擊掌。

這一刻，陶斯亮才算徹底看清了她媽。

在外人眼里，曾志是陶鑄的老婆，是井岡山的女將；但在陶斯亮看來，她媽首先是個“提著腦袋干革命”的狠人，其次才是個女人。

這種狠勁兒，早在一九六九年那個冷的要命的冬天，就已經刻進骨頭里了。

把時間軸拉回到1969年。

那年頭，天是灰的，人心是懸著的。

陶斯亮的父親陶鑄被確診胰腺癌，日子不多了。

那時候陶鑄的身份敏感得很，被軟禁在合肥，身邊連個親人都沒有。

等到父親病逝的消息傳到廣州，陶斯亮覺得天塌了，整個人哭得差點背過氣去。

可她轉頭一看母親，傻眼了。

曾志沒哭，沒鬧，甚至連那一絲慌亂都沒有。

結果很殘酷，不批。

這一年，曾志58歲。

面對丈夫孤零零死在異鄉，連最后一面都見不著，甚至連骨灰都不知道在哪兒的慘況，她愣是把眼淚憋回去了。

她照常吃飯，照常睡覺，仿佛死的不是陪了她幾十年的戰友和丈夫。

年少的陶斯亮當時甚至覺得母親有點“冷血”。

可后來她才明白，眼淚這種東西，在真正的戰士面前，是最不值錢的奢侈品。

曾志這輩子，從來就不是誰的附庸。

1928年上井岡山的時候，她才17歲，手里拿的是槍，面對的是血淋淋的戰場。

她先后把三個親生兒子送了人，為了革命，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塊鐵。

這種“為了信仰連肉都能割”的狠勁，哪里是普通家庭婦女能比的？

這種“鐵娘子”風格，到了1977年她恢復工作后，更是發揮到了極致。

在那之前，曾志賦閑在家，那是陶斯亮記憶里母親最像個“老太太”的時候，買菜做飯，帶帶孫子。

可一紙調令下來，讓她重回中組部，那個慈祥的老太太瞬間“原地蒸發”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個走路帶風、眼神像刀子一樣的老革命。

那時候，曾志手里握著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權，每天找上門的人能把門檻踏破。

可是，她對自己家人的要求，簡直到了“變態”的地步。

這就得說回那個讓陶斯亮記憶深刻的“小事”了。

當時陶斯亮已經在統戰部上班了，按理說，親媽是中組部副部長，這關系夠硬了吧？

換別人，稍微漏點風，那路都能鋪平了。

可曾志偏不。

她給家里定了個死規矩：公家的車，私事一律不準坐；公家的飯，家人一律不準蹭。

有一次，陶斯亮下班晚了，想搭母親的順風車回家。

那輛“紅旗”轎車就停在院子里，曾志愣是沒讓女兒上車，讓她自己去擠公交。

陶斯亮心里委屈啊，心說這還是親媽嗎？

更絕的是，那時候有多少老戰友、老部下想通過曾志走后門、要官職。

曾志的處理方式簡單粗暴：凡是來要官的，一律不見；凡是送禮的，一律退回。

陶斯亮后來回憶說，她在統戰部干了那么多年，同事們甚至很久都不知道她媽就是曾志。

這種近乎不近人情的“清關”作風，其實是在用行動告訴女兒：路，得自己走。

所以，當1991年陶斯亮決定扔掉“鐵飯碗”的時候，曾志的那個“支持”，其實早在意料之中。

在曾志看來，守著一個官位混日子，那才叫沒出息；敢于打破壇壇罐罐，去干點新鮮事，哪怕前途未卜，那才像是她曾志的女兒。

這事兒還有個插曲。

陶斯亮去了市長協會后，忙得腳不沾地，有時候好不容易回趟家看母親，還得自己掏錢買菜。

曾志住的那個院子，破破爛爛的，墻皮都脫落了，組織上好幾次說要給她修繕一下，都被她擋回去了。

她說：“國家還沒那么富裕，把錢花在刀刃上吧。”

這一晃又是幾年。

到了1998年，曾志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