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會生活的翻譯家」黃葒：無事花草 閑來翻書

“獲得傅雷翻譯出版獎，不僅僅是對我的譯作《每個人》的肯定，更是我30年來熱愛法國文學、堅持文學翻譯的最好見證。”2025年11月，在獲得第十七屆傅雷翻譯出版獎文學類獎項后，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這樣說。

《每個人》譯自法國2019年龔古爾獎獲獎作品，法語原版書的書名為《并非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棲居于世》，直譯是“每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都不同”，這是主人公保羅的父親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可以譯得更像諺語：“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

黃葒最初就是被法語書名吸引，之后是那個動人的關于已逝幸福的懷舊故事。“正如潘多拉魔盒的隱喻，作者讓-保羅·杜波瓦在冷靜而反諷地揭示世界的殘酷與荒誕之后，仍為我們保留了一縷希望與溫情的微光。”中文譯名《每個人》更簡潔、更含蓄，更容易讓每個讀者在這本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產生共情。

日前，黃葒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講述她與法國文學及文學翻譯的故事。

從文學愛好者

到杜拉斯研究專家

作為蘇教版、作家版、譯林版和立體書《小王子》的中文譯者，黃葒從小的閱讀興趣就很廣泛，屬于見到什么書都會隨手拿起來翻翻的那種。“畢竟上世紀80年代在浙西南群山圍繞的小鎮上，書籍對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來說還是某種精神上的奢侈品。”

黃葒說她的父親就愛讀書，印象中他曾連續幾年訂一本外國文學雜志。當時她還在上小學，那種囫圇吞棗的閱讀應該算是外國文學對她最早的啟蒙。中學時，黃葒分別辦了小鎮圖書館、父母工廠工會圖書室以及自己學校圖書館的借書證，什么書都看。上大學之前，她對外國文學已經有了大概的了解，法國文學名著的中譯本也已經讀過不少。

報考南京大學法語系時，黃葒和多數同學一樣并不很清楚學校和專業的具體排名，就是一門心思要考上重點大學，再加上喜歡法國文學。但大一時，主要課程是基礎語言知識和法國概況，黃葒覺得頗為枯燥無味。她形容當時的失望：“就好像本來做好了擁抱整個法國文學無比豐盈的世界，結果卻只塞給我一本干巴巴的法語入門書。”她因此甚至有一段時間產生了厭學情緒，“主要是受不了都德所說的最美的語言下那套復雜的語法體系，例外的情況比規則還多，盡管規則就已經是一套又一套的了。”

直到二年級的課程中漸漸增加了文學內容，黃葒才逐漸對所學專業有了興趣和熱情。再之后，熱情越來越高，她順勢走上了從小就夢想的文學道路。“不過在文學的前面多了一個形容詞‘法語’，在文學的后面經常還拖著一個‘翻譯’的尾巴。”黃葒笑著說。

黃葒是杜拉斯研究專家，她的博士論文做了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杜拉斯的東方情結，另一部分是杜拉斯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這么多年下來，杜拉斯早已占據了黃葒書房的整整一個書架，黃葒對她的研究還一直在繼續。她牽頭翻譯了大部頭的研究著作《解讀杜拉斯》，譯過她的傳記《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影像記》、杜拉斯和媒體的訪談《1962-1991私人文學史，杜拉斯訪談錄》，甚至還有一個加拿大粉絲致敬她的法國偶像的《寫給杜拉斯的信》，2014年杜拉斯百年誕辰的時候她出了一本文集《杜拉斯的小音樂》，2024年增加了新的內容更名為《我們仍在談論杜拉斯》。

談到自己對杜拉斯的興趣，黃葒說源自1997年夏天本科剛畢業時，“當時蒙許鈞老師推薦，和袁筱一一起為漓江出版社翻譯‘杜拉斯小叢書’中的《外面的世界》。或許是‘外面的世界’讓我看到杜拉斯的很多觸角，或許是她打開的無限可能性和她作為知識分子的姿態吸引了我，之后的研究，是自然而然的。”

談到被國人廣泛關注的杜拉斯的小說《情人》，黃葒認為在這部作品的身上可以明顯看出杜拉斯作品通俗化的一種傾向，這也是這本書在法國和世界各地擁有大量讀者和擁躉的原因。“但在一個暢銷書——用杜拉斯自己的話說是‘車站小說’——的外表下，《情人》其實是一本很好的探索寫作和內心的書，是印度支那系列《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成天上樹的日子》《伊甸影院》和印度系列《勞兒之劫》《副領事》《印度之歌》的內容和風格上的延續。杜拉斯的作品之間，作品和她本人的生活之間都有很強的互文關系，我覺得《情人》是這種互文網絡中很重要的一個結點。”

被稱為“最會生活的翻譯家”

做翻譯像栽培植物

黃葒被朋友們稱為“最會生活的翻譯家”，她也形容自己的生活是“無事花草，閑來翻書”。花草對于黃葒來說，和閱讀、寫作一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名字‘葒’就是植物，是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里面說的‘此蓼甚大而花亦繁紅，故曰葒，曰鴻。鴻亦大也。’”

黃葒家有一個露臺，她精心養護的花花草草在這里迎接朝晨日暮。最多時能結200多個果子的檸檬樹已經陪她十幾年了，還有玫瑰、繡球、爬山虎、絡石、野薔薇等等。

黃葒的“花緣”極好。有一株朋友送的苣苔，本來擔心過冬養不活，結果第二年朋友的苣苔香消玉殞，她的卻在春暖花開時長了好幾盆。每年她都會從花市買各種花草，她認為“花兒是轉瞬即逝的”，所以不要有“養不好”的思想包袱，“因為總有一些植物會水土不服，就像總有一些書翻了幾頁就讀不下去，所以不必糾結。”

“花為媒”，黃葒因花草結識了許多同好，大家經常線上線下交流自家花園露臺的消息。“我們也經常互相贈送花草，你給我木茼蒿，我還你迷迭香，就像你出了一本詩集送我，我譯了一本小說贈你。”

黃葒曾翻譯過科萊特的《花事》，中文首版里面的每一張插圖都是手工貼上去的。她說：“最美的花就是親手栽種的，因為在它身上傾注了時間。去年年初，我的老朋友陳衛新在小西湖堆草巷設計了一家書店，書店做的第一場活動就是‘《花事》——小巷里的森林’。因為《花事》，我也認識了廈門酷愛花草的作家蘇西、書評人沈勝衣。其實不僅是通過書，植物也是，我身邊喜歡植物的朋友很多，我家里很多植物就是親戚朋友送的。你家的植物來了我家，我的植物去了你家，就跟翻譯一樣，如果沒有翻譯的話，很多語言死了就死了。文學湮滅了就湮滅了，但是因為有翻譯，在這里消隱的文本因為流傳到了別處在別處生了根，延續下來發揚光大了。”

黃葒形容做翻譯像栽培植物，可能會讓一本書重煥生機。“有的書，比如《小王子》，用畢飛宇的話說是‘人見人愛，花見花開’，但像這樣老少咸宜的書還是難得一見的。也有一些書在原來的文化語境中已經不再被關注了，可能去到新的土壤里能收獲新的讀者群，產生神奇的化學反應。”黃葒回憶起大四的時候，曾經翻譯過一些羅曼·羅蘭的作品，她說羅曼·羅蘭跟中國的相遇就是很奇妙的，“二戰之后，他在法國漸漸被淡忘，但是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跟中國新文學的相遇開始，到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再度進入中國人的閱讀視野，先后激勵了幾代人。我書房里還有讀中學時買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當初讀就覺得很勵志，很澎湃，專門包了牛皮紙封面，幾次搬家都一直留在身邊。”

黃葒的家里有滿屋子的法國文學書籍和《小王子》的周邊。她的朋友們知道她喜愛《小王子》，總是會帶給她世界各地與《小王子》有關的東西，她也樂意與人分享這些書籍和周邊的來歷。

傅雷翻譯出版獎頒獎現場

與馬振騁先生的交往

傅雷翻譯出版獎創立于2009年，是國內翻譯界最重要的獎項之一，以紀念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而得名。此前，已有多位南京大學法語系畢業生的譯著入圍并獲得傅雷翻譯出版獎，體現了南大法語系在翻譯實踐、翻譯研究與翻譯人才培養方面的優良傳統，及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貢獻。11月17日安詳辭世的知名法語翻譯家馬振騁先生不僅是南京大學外語系首期法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大學生，還是第一屆傅雷翻譯出版獎文學類得主，獲獎作品是他用十年時間潛心打磨的三卷本《蒙田隨筆全集》。

黃葒是2008年認識馬振騁先生的，“因為家中收藏的最早的一本簽名本是他的《我眼中殘缺的法蘭西》（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何家煒特約編輯）。他在自序的開篇提到《東方早報》記者石劍鋒對他的一篇采訪中說，‘馬振騁為法國文學而生’，他換了兩個字，改成‘馬振騁以法國文學為生’，說‘這才更符合實際’，這既是馬老師的自謙，也是他的幽默和機智。”

因為都熱愛法國文學，都翻譯過法國作家圣埃克蘇佩里和杜拉斯的作品，都喜歡美食、花草和藝術，馬振騁成了黃葒拜訪次數最多的老一輩翻譯家。“每次我去上海出差，若得半日清閑，就和張玉貞、林嵐、段曉楣、劉葦、袁筱一等友朋三三兩兩相約去看望他。坐在他家19樓毫無遮擋、視野開闊的客廳，有一種‘高高在上’的自在從容，就著上好的咖啡或紅茶，幾盞精致的小點和糖果，圍坐聊文學和藝術，聊作家和做人，聊日常和八卦。”那時候70多歲的馬老師還經常騎自行車出門，樂于參加各種讀書會和文化活動，打扮得很紳士，待人接物更紳士，溫文爾雅，冷不丁冒出一兩句金句，舉座皆歡。

黃葒最后一次見馬振騁是去年夏天，“那時他已經步履蹣跚，不再下樓，說腦袋多數時間昏昏沉沉的，容易疲累。”知道黃葒和張玉貞來，馬先生在長袖T恤外面套了一個馬甲，還打了一條同色系的小絲巾，“我們夸他‘老帥了’，他說想拍幾張好看的照片留念。生死他已經看得很通透了，但很快，他又說，這個話題還是不要談了。”

那天馬振騁給黃葒和張玉貞都準備了禮物。黃葒收到的是一本Maja Destrem寫的《圣埃克蘇佩里》，是“巨人傳”叢書中的一本。黃葒說：“作為國內翻譯法國飛行員作家作品最多的譯者，馬老師在圣埃克蘇佩里身上顯然找到了某種深切的契合。這本傳記不少地方他用不同顏色劃了線，有的句子嘗試做了翻譯，有幾處標注了相關參考文獻的頁碼。還有幾處他在頁邊上寫下了閱讀體會，未嘗不是他自己對人生的感悟。比如：人只有在孤獨中才找到自己，找到大寫的‘人’，找到與人的聯系；又比如：懷舊，莫名懷念比當前年輕的東西，剔除過去中一切不幸，負面的東西也成了愉快的回憶。”

面對語言平庸化的潮流

我們絕不能淪陷

作為一名女性，黃葒自然對女作家、女性書寫更加敏感，能夠產生更多心靈上的契合和共鳴。“像《花事》的作者科萊特，她給我更大的啟迪就是對自由的向往，想做什么就敢做什么。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說一定要讀書，一定要讀好書，因為一本好書帶給你的真的不只是消遣了幾個小時。”在黃葒看來，看一本書，如果真正在某種程度上吸收了它的養分，那就像植物吸收了陽光和水分，“閱讀其實就是植物的生長，人是需要閱讀的。”

從事翻譯工作多年，黃葒對翻譯的認識和翻譯風格也有變化。“我年輕的時候比較喜歡文字優美的文學，翻譯的時候也會盡量去追求文字上的漂亮。但隨著閱讀量的增加，對文學的理解更加多元化，在翻譯的過程中就會嘗試更多的風格。覺得某種程度上，直白樸素的語言，會更加打動讀者。”

老一輩翻譯家對年輕一輩翻譯家有所批評，認為有的譯者語言拖沓啰唆，對此，黃葒認為：“老一輩翻譯家往往具備古文功底，語言更加簡潔凝練，而自媒體時代和快餐文化把整個社會的語言水平都拉低了，寫作、出版、發表的門檻越來越低。雖然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文學和語言平庸化的時代，但以文字為生，甚至以文字為使命的作家和譯者應該對語言和風格有所追求，因為如果連我們都淪陷了，連文學都淪陷了，我們要去哪里尋找詩意的棲居呢？”同時，黃葒也強調：“古文能力是語言訓練的一個方面，多讀古今中外的經典，對一個人語言和風格的養成是至關重要的。”

在黃葒心中，閱讀經典是一種回望，回望曾經有過什么，才知道我們現在缺少的是什么。或者說看到以前的高峰在哪里，才會知道現在的低谷在哪里。她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閱讀經驗定格了她對人、對事、對生活的看法，“而我居然也在別人的故事和文字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書。說到底我只是一個跟在作者身后亦步亦趨的讀者：作者創造，我再創造；作者思想，我再思想。自以為是‘我注六經’，殊不知多的是‘六經注我’。”黃葒說：“我努力讓自己學會謙卑，對所讀的每一本好書和壞書都心存感激。”

教職之余，熱愛工作、熱愛生活的黃葒仿佛永遠在忙。目前，她正在對法國女性出版社聯合創始人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孕育》進行校稿。另外，也即將翻譯加繆的《第一個人》和紀德的《窄門》。

每當書讀累了，翻譯倦了，黃葒就會走出書房“淺草居”，去露臺上透透氣，修剪修剪花草，她說：“那是我的B612小行星。”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勉

編輯/張嚴涵

排版/王靜

微信號｜bqttfk

微信號｜bqyi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