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上將陳錫聯之子因空難犧牲，陳錫聯：他是空軍嘛，沒辦法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傍晚，桂林上空霧鎖群山，編號B-266的“三叉戟”2E客機在云層中緩緩下降。駕駛席里，機長陳懷耀對副駕駛陳再文說了一句：“再文，霧有點大，多留神。”兩人都出身空軍，轉到民航后飛過無數航線，卻對這條廣州至桂林的新線并不算熟。塔臺信號忽明忽暗，山影若隱若現，一切都比訓練場景復雜得多。

就在同一時刻，北京西郊的軍隊大院里，六十七歲的陳錫聯吃過家常晚飯，正在客廳翻看作戰筆記。他已習慣在紙上記錄日常瑣事，自嘲是“退休后還打仗”。電話鈴聲陡然刺破夜色，家人神色驟變，短短幾句通話掠過，卻像一記悶棍砸在眾人心頭——次子陳再文的航班失聯，官方初步認定機毀人亡。

“是飛行員嘛，沒辦法，部隊的事我來處理。”陳錫聯放下話筒，只這么一句，轉身扶住險些暈倒的妻子。旁人聽來硬得近乎冰冷，可家里人都明白，這番話是他用來給自己下命令：先穩住，再辦事。幾十年槍林彈雨，把淚水磨進了骨子里。

要明白這份克制，要把目光拉回到一九一五年的湖北黃安。陳錫聯出生那年，家里只留得一間茅屋。父親早逝，母子倆靠給地主放牛糊口。童年的鞭打和饑餓，像烙鐵般把“反抗”二字深深刻進少年的心。十四歲那年夜跑游擊隊，拿起槍的那一刻，他就跟生死做了買賣。

紅軍歲月里，最危險的一次差點要了他的命。光山街頭那頓炸油條和雞血湯，被“肅反”頭目歪曲成“吃喝委員會”。槍口架好，子彈已上膛，關鍵時刻徐向前一句“放了”，才把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這條撿來的命，讓他更知道戰場無常，也更信服組織與紀律。

抗戰爆發后，陽明堡夜襲，他帶著769團炸毀日機二十四架，靠步槍手榴彈搶下一片天。蔣介石罕見地給了兩萬大洋嘉獎，八路軍上下都知道這位“陳大膽”。隨后的解放戰爭，他一路打到淮海、渡江，再到西南邊陲，勛章與傷疤一樣多。

朋友里最談得來的要數陳賡。延安黨校同桌，兩人一個寡言一個健談，卻能合拍到偷摘朱老總門前果子。陳賡笑鬧：“要不是你已成家，我把小姨子介紹給你。”話說著玩，沒料數年后成真。原配早逝，陳賡便真把妹妹王璇梅牽給了好友。兩個陳姓將軍從戰友變親戚，前線戲稱“雙陳合璧”。

婚后四個孩子，陳錫聯管得嚴，“別拿將門之后自居”說得耳朵起繭。長子再強走后勤系統，三子再方鉆武器裝備，后來當到中將，都靠一步步熬。次子再文最愛天空，十六歲報考飛行員，拽著父親的軍裝紐扣說：“讓我上高空，我不怕。”陳錫聯拍拍他肩膀，只回一句“記得聽指揮”。

改革開放初期，民航急缺熟練機組，空軍三十四師抽調人機支援，訓練有素的再文順理成章被借調。飛“三叉戟”這種英制客機，需要既懂軍用儀表又熟民航程序，他正好合適。有意思的是，同事背后叫他“拼命三郎”，因為他飛完任務還鉆進資料室琢磨失速曲線。

災難往往躲在細節里。那天下午，桂林大霧，塔臺回話含糊，機組自降高度到一千五百米，再文記錄風向時還提醒機長“別低了”。誰也沒想到山峰抬升得那么快，外加低空風切變推了一把，飛機瞬間被拽下去二三百米。下午四點五十分，機體與山體碰撞，劇烈爆燃撕裂寂靜山谷，機上一百一十八人無生還。

空政部門連夜派人趕到北京。電報送到陳家時已近午夜，院里燈火通明。工作人員剛開口，老將軍抬手制止：“人沒了，我明白規矩，你們先忙，我來穩住家屬。”短短一句，讓在場年輕軍官鼻子一酸。試想一下，一個父親壓下本能悲慟，只因為肩膀上那排星徽提醒他——作風，仍須硬朗。

后事辦得簡單而周到。骨灰安放處沒有花圈鋪天蓋地，只有一面藍底紅星的空軍旗。陳錫聯站在那旗前，輕聲自語：“老二，任務完成得好。”旁人聽不清，他卻仿佛又看見少年再文第一次駕駛殲-6時，對著跑道盡頭揮手的模樣。

一九八六年，陳錫聯卸任炮兵司令離開軍委常規崗位，身體已不如當年。他很少提起那場空難，只偶爾拿出再文留下的飛行日志，指著密密麻麻的英文標注說：“這孩子，比我會寫。”言語平淡，卻擋不住眼眶微紅。

金戈鐵馬半生，陳錫聯經歷過槍林彈雨，也承受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重創。對他而言，犧牲從來不是抽象名詞，而是家庭譜系里一行行真實姓名。1982年那句“他是空軍嘛，沒辦法”，不是無情，而是一個老兵對使命最后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