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傍晚,桂林上空霧鎖群山,編號B-266的“三叉戟”2E客機在云層中緩緩下降。駕駛席里,機長陳懷耀對副駕駛陳再文說了一句:“再文,霧有點大,多留神。”兩人都出身空軍,轉到民航后飛過無數航線,卻對這條廣州至桂林的新線并不算熟。塔臺信號忽明忽暗,山影若隱若現,一切都比訓練場景復雜得多。
就在同一時刻,北京西郊的軍隊大院里,六十七歲的陳錫聯吃過家常晚飯,正在客廳翻看作戰筆記。他已習慣在紙上記錄日常瑣事,自嘲是“退休后還打仗”。電話鈴聲陡然刺破夜色,家人神色驟變,短短幾句通話掠過,卻像一記悶棍砸在眾人心頭——次子陳再文的航班失聯,官方初步認定機毀人亡。
“是飛行員嘛,沒辦法,部隊的事我來處理。”陳錫聯放下話筒,只這么一句,轉身扶住險些暈倒的妻子。旁人聽來硬得近乎冰冷,可家里人都明白,這番話是他用來給自己下命令:先穩住,再辦事。幾十年槍林彈雨,把淚水磨進了骨子里。
要明白這份克制,要把目光拉回到一九一五年的湖北黃安。陳錫聯出生那年,家里只留得一間茅屋。父親早逝,母子倆靠給地主放牛糊口。童年的鞭打和饑餓,像烙鐵般把“反抗”二字深深刻進少年的心。十四歲那年夜跑游擊隊,拿起槍的那一刻,他就跟生死做了買賣。
紅軍歲月里,最危險的一次差點要了他的命。光山街頭那頓炸油條和雞血湯,被“肅反”頭目歪曲成“吃喝委員會”。槍口架好,子彈已上膛,關鍵時刻徐向前一句“放了”,才把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這條撿來的命,讓他更知道戰場無常,也更信服組織與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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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陽明堡夜襲,他帶著769團炸毀日機二十四架,靠步槍手榴彈搶下一片天。蔣介石罕見地給了兩萬大洋嘉獎,八路軍上下都知道這位“陳大膽”。隨后的解放戰爭,他一路打到淮海、渡江,再到西南邊陲,勛章與傷疤一樣多。
朋友里最談得來的要數陳賡。延安黨校同桌,兩人一個寡言一個健談,卻能合拍到偷摘朱老總門前果子。陳賡笑鬧:“要不是你已成家,我把小姨子介紹給你。”話說著玩,沒料數年后成真。原配早逝,陳賡便真把妹妹王璇梅牽給了好友。兩個陳姓將軍從戰友變親戚,前線戲稱“雙陳合璧”。
婚后四個孩子,陳錫聯管得嚴,“別拿將門之后自居”說得耳朵起繭。長子再強走后勤系統,三子再方鉆武器裝備,后來當到中將,都靠一步步熬。次子再文最愛天空,十六歲報考飛行員,拽著父親的軍裝紐扣說:“讓我上高空,我不怕。”陳錫聯拍拍他肩膀,只回一句“記得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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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民航急缺熟練機組,空軍三十四師抽調人機支援,訓練有素的再文順理成章被借調。飛“三叉戟”這種英制客機,需要既懂軍用儀表又熟民航程序,他正好合適。有意思的是,同事背后叫他“拼命三郎”,因為他飛完任務還鉆進資料室琢磨失速曲線。
災難往往躲在細節里。那天下午,桂林大霧,塔臺回話含糊,機組自降高度到一千五百米,再文記錄風向時還提醒機長“別低了”。誰也沒想到山峰抬升得那么快,外加低空風切變推了一把,飛機瞬間被拽下去二三百米。下午四點五十分,機體與山體碰撞,劇烈爆燃撕裂寂靜山谷,機上一百一十八人無生還。
空政部門連夜派人趕到北京。電報送到陳家時已近午夜,院里燈火通明。工作人員剛開口,老將軍抬手制止:“人沒了,我明白規矩,你們先忙,我來穩住家屬。”短短一句,讓在場年輕軍官鼻子一酸。試想一下,一個父親壓下本能悲慟,只因為肩膀上那排星徽提醒他——作風,仍須硬朗。
后事辦得簡單而周到。骨灰安放處沒有花圈鋪天蓋地,只有一面藍底紅星的空軍旗。陳錫聯站在那旗前,輕聲自語:“老二,任務完成得好。”旁人聽不清,他卻仿佛又看見少年再文第一次駕駛殲-6時,對著跑道盡頭揮手的模樣。
一九八六年,陳錫聯卸任炮兵司令離開軍委常規崗位,身體已不如當年。他很少提起那場空難,只偶爾拿出再文留下的飛行日志,指著密密麻麻的英文標注說:“這孩子,比我會寫。”言語平淡,卻擋不住眼眶微紅。
金戈鐵馬半生,陳錫聯經歷過槍林彈雨,也承受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重創。對他而言,犧牲從來不是抽象名詞,而是家庭譜系里一行行真實姓名。1982年那句“他是空軍嘛,沒辦法”,不是無情,而是一個老兵對使命最后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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