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鄧公下榻白天鵝賓館，指著餐桌上的軟面包說：換成法式硬面包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的廣州，早晨六點多，珠江仍浮著薄霧，江面上偶有珠江貨輪低鳴而過。白天鵝賓館的玻璃幕墻在晨光里閃著潮濕的亮光，門前草坪剛被細雨洗過，郁郁蔥蔥。守夜的行人并不知道，幾小時后，一位在中國改革歲月里指點江山的大人物將踏入這家開業不足一年的酒店。

車隊臨近時，賓館大堂的水晶燈驟然亮起。鄧小平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裝，步子不緊不慢。身邊的警衛用粵語與前臺溝通，氣氛卻并不拘謹。此行并無官式歡迎，只說是“順路看看”，但白天鵝的管理層早備下了西餐廳最講究的“絲綢之路”包廂，廚師整夜沒合眼，生怕哪一細節出差錯。

誰料當天上午，一個細節果然被捕捉。頭盤端上來，兩片松軟的小餐包安靜躺在瓷盤中。鄧小平切下一角嘗了嘗，隨即放下刀叉，輕輕指了指面包：“換成法式硬面包吧。”聲音平緩，卻不容置疑。服務員伍德林愣了兩秒，急忙應聲：“好的，馬上更換。”這兩句對話，加上稍后一句“來杯威士忌”，日后成了白天鵝最津津樂道的掌故。

許多人只記得這句換面包的故事，卻不知道它背后的三重含義。第一，鄧小平二十年代在法國求學時，硬面包和紅酒伴隨他的青春歲月，這聲“換”透露的是親切的懷舊，也是對西式正宗禮儀的專業把關。第二，改革開放初期，如何既對外開放又保持品質，是決策者的考量。第三，白天鵝本身就是開放的試驗場，任何細節都必須達到國際水準，乃至一只面包也不例外。

時間回撥到一九七八年北京的冬夜，中央討論對外開放窗口城市的設施短板時，廣州首先被點名。來往商旅蜂擁而至，可賓館稀缺，連廣交會客商都要擠進陳舊旅舍。資金從哪里來？國內財政緊張已是不爭的事實。于是提出“中外合資”四字。此時，香港實業家霍英東主動請纓，在電話里只說一句：“你們定好地點，建設資金我來想辦法。”一句話，解了燃眉之急。

轉年四月，征地啟動，施工機械在沙面島南端的淤泥中轟鳴。這里原是一片荒廢的運煤碼頭，樁基要打到二十多米深。資料顯示，僅鋼筋就消耗兩萬噸，相當于那時廣州市一年供應量的四分之一。設計方請來外籍建筑師，卻仍由中方工程師總攬結構，目的簡單——將這座酒店做成“國門形象”和“資金試驗田”的雙重標桿。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白天鵝正式營業。三天內接待訪客數萬人，光門廳地毯就被踏破兩塊。酒店索性在周末向市民開放，老廣們排隊只為坐旋轉門、乘自動扶梯，體驗什么叫“五星級”。有人戲稱：“穿拖鞋也要去看看世界第一流裝修。”一天用掉四百卷衛生紙的小插曲，如今回想仍覺生動。

開業近一年后，鄧小平終于成行。硬面包事件之外，他隨即詢問房間價格、入住率，還讓秘書給他拿來客房意見簿，翻了幾頁，點頭道：“挺好，客人寫了真話。”當晚，他沒住總統套，而選了普通江景間。一行人站在窗前，看對岸霓虹跳躍，他告訴陪同干部：“燈火越多，說明人氣越旺。”

鄧小平對白天鵝的關照不止一回。一九八五年春，他與霍英東再次來到賓館屋頂，眺望珠江新開的航道。“你看，兩個碼頭已經在談合資擴建。”鄧小平握著霍英東的手，說：“一個賓館能帶動一條河，說明路走對了。”那年，白天鵝的年度外匯創收折合近三千萬美元，占廣州旅游收入近四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白天鵝的故事也改變了廣州服務業的心態。過去以“接待任務”為主，如今競相標榜“客戶至上”。廣州餐飲圈開始研究西點，法棍、牛角包在上下九步行街出現；本地師傅跟酒店西廚學揉面技巧，再引進機械烘焙爐，面包房由此興盛。硬面包帶來的并非口味之爭，而是標準化生產與國際化接軌的啟蒙。

硬幣的另一面，是政策層面的示范效應。此后五年，全國批準建設的合資涉外酒店超過四百家，首都機場的航站還專門設立“白天鵝柜臺”，為出入境旅客提供粵語服務。外匯收入增加、就業崗位擴張、服務理念更新，都與那一系列窗口工程直接掛鉤。

世事流轉，白天鵝仍在。走入大堂，瀑布水聲潺潺，幾只真天鵝在湖面悠游。年過花甲的老服務員偶爾指著西餐廳一角，輕聲提起那天的“硬面包”：當年送餐的小伙子已成了管理層，他笑言，“如果沒有那一句話，也許今天廣州面包店的貨架上還是清一色軟面包。”

歷史并非只寫在紀念碑上，也可能寫在一枚看似普通的面包上。白天鵝的燈還亮著，廚房的烤爐依舊滾燙，每一爐硬面包出爐時敲擊出的脆響，都在提醒人們：曾有人在這里，用簡單一句話，把世界的味道請進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