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地震。
地震發生后,關東地區滿目瘡痍,上百萬人瞬間失去家園,在廢墟與火光中掙扎求生。
消息傳來,隔著茫茫大海的中國,迅速行動起來。
要知道,當時的中國正是北洋政府時期,內部政局不穩,外部則背負著包括對日賠付在內的《辛丑條約》巨額賠款,在大連、旅順等地還與日本有租界糾紛。
可以說我們自己家里也有一本難念的經。然而面對鄰國的巨大災難,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展現出了驚人的同理心。
北洋政府做出了一個艱難而充滿道義的決定:在自身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一邊處理對日賠款等棘手事務,一邊迅速籌集賑災款項,緊急調運救命的糧食和物資,火速運往日本。
中國的救援力量,成為了第一支抵達災區的國際援助隊伍。中國海軍調派了兩艘軍艦,滿載著糧食,沖破風浪駛向已成廢墟的橫濱港,為的是能讓災民早一刻吃上食物。
政府還緊急聯絡上海總商會,希望民間力量能伸出援手。商會的反應同樣迅速,他們立刻召集富商巨賈和各大慈善機構,很快就敲定了捐助大批款項,并通過電匯方式讓援助資金能第一時間抵達日本。
更有人提議,派遣十艘商船,滿載食物、藥品等急需物資,直接駛往東京、橫濱、神戶等重災區進行補給。
民間的熱情同樣高漲。北平、天津、成都等地的民眾自發組織起各種救災團體,演藝界的明星們也站了出來,他們通過籌款、籌集物資等方式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時享譽全國的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甚至專門組織了一場義演,將全部收入捐作賑災之用。中國紅十字會也迅速組織起專業的救護隊,冒著余震的危險,遠赴日本參與現場救援。
這一切的援助,無關政治,只關乎生命與人性,是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傳統美德在最質樸層面的體現。
然而就在中國方面傾力相助的同時,地震后的日本社會卻陷入了另一種瘋狂。恐慌與謠言像瘟疫一樣在廢墟間蔓延。這種恐慌很快演變成了有組織的、極端的排外運動。
一些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浪人,以及由當地青年組成的“自警團”,開始將矛頭指向了在日的外國勞工,其中,朝鮮人和中國人成為了他們主要的攻擊目標。一時間,獵殺代替了救災,人性的陰暗面在動蕩中暴露無遺。
位于東京的大島町,是許多來自中國浙江溫州、青田的華工聚居的地方。他們大多是在異鄉辛苦謀生的普通勞動者,地震已經讓他們驚恐萬分,卻沒想到,更大的災難正悄然降臨。
地震發生后不久,數百名手持槍械、刀斧的日本“青年自警團”團員、警察和軍人,突然包圍了位于大島町八丁目的“林合吉客棧”——這里居住著大量溫州籍華工。
他們強行闖入,威逼華工們交出身上僅有的一點財物。隨后,更令人發指的一幕發生了:這群暴徒將174名手無寸鐵的華工哄騙到一片空地上,然后開始了瘋狂的、無差別的屠殺。
刀光劍影之下,慘叫與哀嚎聲響徹天際。在這場血腥的屠殺中,173名華工當場慘死,他們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那個恐怖的時刻。
只有一位名叫黃芝連的華工在亂刀之中僥幸活了下來,但他的頭部遭受重創,一只耳朵也被砍掉,他用鮮血和殘缺的身體,成為了這場暴行最沉默、也最慘痛的見證者。
這就是在日本外務省的記錄中,被輕描淡寫地稱為“大島町事件”的慘案。
但這僅僅是開始。屠殺的戾氣一旦被釋放,便難以遏制。在隨后的幾天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趁著社會秩序的癱瘓與混亂,有計劃地對聚居在東京大島町一帶的溫州、青田籍旅日華工進行了系統性的清洗。
據史料記載,在這場被稱為“東瀛慘案”的系列暴行中,有超過700名華工不幸遇害。他們懷揣著改善生活的樸素愿望遠渡重洋,最終卻殞命于異國他鄉的屠刀之下,再也無法回到魂牽夢縈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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