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偷拍并舉報課堂內容，教師被解雇，教授坦言：“我開始害怕我的學生”

課堂，本應該是老師和學生積極互動，直接溝通的“橋梁”，但因為一些課堂秘密錄音及舉報事件的發生，讓信出現裂痕。

尼諾·特斯塔（Nino Testa）是德克薩斯基督教大學的一名教師，教授性別研究的入門課程。那天，他邀請了一位嘉賓到課堂分享個人經歷。

課程開始前，他像往常一樣提醒學生把電子設備收起來。但有一名學生，把手機留在了桌上。

特斯塔幾乎立刻警覺起來。過去，他的課程內容曾被某政治網站“點名”，甚至因此收到過死亡威脅。很快，他的直覺得到了印證：另外兩名學生與那位放著手機的同學頻繁交換眼神，隨后向嘉賓提出一系列問題，內容幾乎完全復制了網絡上的敏感話題。

提問結束后，手機被學生迅速收起。課后，特斯塔要求查看那名學生的設備，發現里面確實有錄音。

對此，學生解釋稱是“誤操作”。幾天后，特斯塔得知，這名學生已經向其上級投訴了他“當眾對學生施壓”。

那段課堂錄音最終并未在網絡上傳播。但特斯塔說，那一刻已經足以改變一切。“它徹底打斷了我教學的狀態。”

他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還有學生。一些人喜歡在課堂中分享私人經歷和真實想法，一旦被錄音公開，后果將難以預料。

從那之后，這門原本以討論為核心的課程，被迫改成以小組作業和個人活動為主。特斯塔坦言，對所有人來說，課沒那么好上了。

默認的共識，正在消失

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高校里有一條不成文的共識：課堂里發生的事情，只屬于課堂。

一位教授表示這種狀態是“拉斯維加斯原則”：無論討論多么尖銳、多么令人不適，教室的四面墻都意味著一種安全空間。

學生和教師可以試探觀點、反駁彼此、犯錯、修正立場，而不必擔心被“剪輯、傳播、審判”。

當然，這種空間的前提是信任。但如今，越來越多教師發現，這種信任正在被系統性地侵蝕。

多位教師在接受《高等教育紀事報》采訪時表示：一些對課堂內容不滿的個人，正在借助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和輿論動員能力，讓一切“變味了”。

2024年9月，德州農工大學一名高級講師因學生偷拍視頻在社交媒體走紅而被解雇，隨后，其兩位上級也被免職，學校校長最終辭職。

2024年10月，北佛羅里達大學一名英語教師因學生偷拍視頻并投訴其課堂言論而被解雇。多名學生事后表示，課堂氣氛迅速變得沉默而緊張，參與度明顯下降。一名學生反饋“沒有人知道他在錄音。”

文學教授羅賓·古德曼（Robin Goodman）坦言，這種制度改變了師生關系本身。

“我會忍不住想，哪一個學生是‘間諜’。我真的開始害怕我的學生。”

變化，并非偶然

在課堂監控的背后，是一整套成熟運作的媒體與輿論體系。

早在2012年，一個名為Campus Reform的網站就開始鼓勵學生“曝光高校”，并為投稿付費。此后，類似的平臺不斷涌現，包括 Turning Point USA 的“教授觀察名單”、Canary Mission 等。

這些網站自稱是“看門狗”，致力于監督高校。但在許多學者看來，它們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敘事：通過零散案例，證明高等教育“已經走偏”。

而隨著法律的介入，課堂“氛圍”變得更加緊張。 2021年，佛羅里達州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學生在未經教師同意的情況下錄制課堂內容，用于向學校投訴，或作為法律程序的證據。這一法案當時就引發了言論自由組織的警告。

曾任新佛羅里達學院性別研究項目主任的艾米·里德（Amy B. Reid）指出，這類法律實際上是在告訴教師：你不能信任學生；也在告訴學生：你需要以對抗的視角面對教師。

誰來保護課堂？

許多教師心中最大的疑問是：當爭議發生時，學校是否真的會站在課堂一側？

一位教授直言，“現實是，我們根本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如果教師偷拍視頻并上傳學生發言，結果只有一個；但反過來，也是同樣的結果。”

目前，課堂錄制本已成為常態，用于照顧病假或殘障學生。但如今，教師和學生都開始擔心：哪怕是合法、善意的錄制，也可能被“武器化”。

甚至有學生主動要求教師停止錄制課堂，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發言將來可能被用來“對付自己”。

在這種環境下，20人左右的研討課受到了很大影響。這類課堂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逐漸建立彼此的信任，與教師形成長期的學術關系。但在持續的監控和不確定性中，關系開始變得脆弱。

最后，回到特斯塔的故事。

他感覺“被人背叛的滋味很難受。” “我以為我們一直是在互相尊重、認真討論重要問題。”

如今，他換了學校繼續教學，但依然感覺緊張。他仍在努力創造開放、安全的課堂空間，同時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任何一次發言，都可能讓自己‘出圈’，甚至失去工作。

【信息來源】

1.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surveilled-classroom

（來源：網絡版權屬原作者 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