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不亮,東方亮”,在近幾年集體出逃的德企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默茨政府高喊著“去中國化”的口號,可面對越來越高的制造成本、不確定的政策和日漸萎縮的市場,德國的企業們還是選擇“集體搬家”,成群結隊地涌入了中國。
光是在蘇州太倉這個小縣城,就有560家來自德國的企業,后面的擴張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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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和以往的小打小鬧不同,這次它們直接拖家帶口,將整個供應鏈都搬了過來,儼然一副要在中國長期扎根的節奏。
為啥默茨政府都快喊破嗓子了,這些企業卻還是偏偏“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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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倒也不是這些德企們天生反骨,非要和默茨政府對著干,只是在生死存亡面前,政治正確實在是不能當飯吃。
2024年,大眾花了25?億歐元,用于擴大合肥的生產和研發中心,并且還在中國多家合資公司內,持續擴大產能,推動新的創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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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也不甘落后,它先是在沈陽的生產基地,追加投資、升級產能,又在當地建立了高壓電池生產線和數字化工廠。
還有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行動上更是干脆,計劃掏出100億歐元,用來打造基礎化工和特種化學品的全鏈條基地。
這不僅是巴斯夫在海外下血本最大的一筆投資,即使將它在德國本土的所有單體產能加起來,也不過就是這個規模了。
換句話來說,巴斯夫是將相當大的一部分家底,押在了中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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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企業來中國,也不再像之前一樣,只是建工廠搭產線,而是將研發中心和整個產業鏈全部搬了過來。
甚至有些企業,直接將德國制造變成了中國制造,比如德國的ACPS集團,就被浙江的美力科技給全資收購了。
這也預示著,德國制造,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國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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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企業做出這樣的選擇,是真的活不下去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這背后的原因既現實又無奈。
首先,是能源供給問題。
德國有個叫作“綠黨”的派別,顧名思義,就是管綠色環保的。為了減少排放污染,他們用600公斤炸藥,炸掉了最大的火電站,還陸續拆除了各個核電站和煤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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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環保的立場,這個決策當然是正確的,可對于工業界的企業來講,真的是天塌了。
沒有能源,就沒有電,沒有電,生產就沒法搞下去。
風能、太陽能這些新能源又不穩定,那就只能從國外進口了,本來俄氣量大還便宜,可俄烏戰爭后,俄氣也不讓用了,只能花大價錢千里迢迢從美國運過來。
能源成本高了,電價自然也就上去了。
公開報道顯示,德國的工業用電價格,曾一度沖到歐洲最高,有的高耗能企業,用電成本甚至是中國工業用電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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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了老命的是,這可不是短暫的上漲,而是確定的額外成本。
一些對能源有著強依賴的行業,比如化工、重機械、鋼鐵等行業,有時候賺的錢還不夠交電費的,只要開工就虧錢,這生意還咋做下去?
其次,德國制造業的人才極其短缺。
眾所周知,德國人口老齡化的嚴重程度,基本上能在全球排到前三。這也直接導致了德國的企業長期處于缺人的狀態,尤其是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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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儲備不足,企業的創新力就不足,自然也就趕不上競爭對手的步伐。
哪怕是德國曾稱霸世界的汽車產業,在近些年的電動化轉型浪潮里,也被中國本土企業遠遠地甩在了身后。
比如比亞迪,不僅在銷量上超越了德國品牌,在電池技術、驅動系統優化和多樣化的應用場景創新上,也讓它們追趕極其費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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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美國關稅的沖擊。
美國一直是德國出口產品的重要買家,但特朗普上臺后,發布的一系列關稅政策,不僅抬高了德國產品的售價,還擠壓了德企的利潤。
現有研究機構的模擬顯示,如果美國的關稅全面落地,德國制造業不僅會面臨規模上幾個百分點的縮小,汽車和制藥等傳統優勢行業,還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出口萎縮風險。
在這種內外交困之下,德企逃往中國,幾乎成了“求生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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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國何以成為德國企業的“新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中國的能源和人工成本的優勢,對于高能耗行業來說,是極大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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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巴斯夫,它之所以選擇在湛江投資,除了原材料觸手可及、港口運輸便利,更關鍵的是當地的電價和人工成本,遠遠低于德國。
和德國的工廠相比,巴斯夫在湛江的工廠,每年的生產成本要低兩到三成。在利潤率被嚴重壓縮的市場環境里,這可不就等于直接“多賺了一倍”。
另一方面,中國有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在這里生產則意味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在中國,從零部件廠、電子廠、模具廠到物流體系,幾乎覆蓋了所有工業生產的環節。
比如寶馬在沈陽的工廠,它的發動機零部件80%以上都能在本地的供應商那里買到。隨用隨買,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庫存成本和物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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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國和德國在產業上,也存在著高度互補。
德國嚴謹,它們的精密制造和高端裝備一直是強項,而中國靈活,不管是工程執行力、規模化生產還是市場適應性,都是首屈一指。當兩者相結合時,往往能產生“1+1>2”的效果。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巨大的市場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增長動力。
不管是新能源汽車、醫藥,還是高端裝備制造,中國的市場容量,都遠遠超過德國本土。像寶馬、奔馳電動車全球總銷量的30%都被中國市場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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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中國給德國企業提供的,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基地”,更是一整套供應鏈完善、成本優化與創新孵化的綜合生態。
這也是為什么默茨政府高喊“去中國化”,但企業卻依然選擇在中國深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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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中國來說,德國制造業的大批涌入,是一份機遇,也是一場考驗。
像比亞迪、長城汽車等國產品牌,它們能在電動車和智能制造領域快速突破,離不開自身的研發投入,也離不開外資企業帶來的競爭和挑戰。
對整個產業而言,這更是一種被動加速的升級機會。既帶來了壓力,又有了隨時可以借鑒和學習的對象。
當然,外資的大規模集中,也隱藏著不少潛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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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產能過剩會導致價格戰,還有德國制造的核心技術落地中國,也可能成為貿易爭端的焦點。
歐盟目前已經在電動車、化工原料、機械裝備等多個領域,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展開調查,一旦歐方采取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中國企業不僅將面臨成本的上升,還有可能被迫調整出口策略。
德國制造正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布局,而中國,正成為它們的新家。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要在合作中學會“吸收、消化、再創新”,才能真正把外資優勢轉化為自身的競爭力。
參考資料:
1.新華網:《德國企業為何如此青睞中國市場》
2.智谷趨勢Trend:《德國企業,正在瘋狂涌入中國》
3.觀察者網:《德國商界不理默茨:投資中國真香,撤不走》
4.搜狐:《全球化工巨頭出走德國:本土巨虧數十億,卻在中國復制核心基地》
作者:陳開心
編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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