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民團老總被打死驚動延安，中央這才知道大別山還有隊伍堅持

1947年1月4日拂曉，皖鄂邊界七里坪的寒氣像刀子一樣。杜定廉——當地自封“七縣聯防總指揮”的民團老總——正披著棉大衣往廣場上走，他準備主持一場盛大的“反共勝利大會”。誰也沒想到，十分鐘后響起的那排急促的槍聲，會把消息一路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延安。

大別山的槍聲早在十年前似乎就沉寂了。紅二十八軍主力長征、西安事變后改編，新四軍突圍后再度北撤，外界普遍認為這片山嶺已經被國民黨與地方團練翻了個底朝天。事實上，一支人數不足五十人的游擊小隊卻堅持了整整三年，他們的首領正是外號“獨腳司令”的何耀榜。

時間往回撥一點。1946年6月，中原突圍后，原新四軍第五師大部向豫北、魯西轉移。何耀榜主動留下，理由極簡單：“大別山是咱的家，丟不得。”那時他已因舊傷加新患，左腿嚴重潰爛，只能依靠木棍行走。游擊隊沒有電臺，與上級完全失聯，他們只能靠攔截敵軍簡報判斷全國戰局。

同年冬季，國民黨在鄂豫皖三省調集保安團、民團共五十多個大隊，打著“清剿土匪”的旗號發動“圍山”行動。游擊隊被迫分散到各條山脊，以山洞為營地，以獵槍、土炸彈和繳獲的少量漢陽造作武器。何耀榜曾和戰士打趣：“沒電臺，就讓敵人給咱廣播。”

機會很快來了。1947年元旦，國民黨第九綏靖區司令部下令在七里坪集會，大肆宣揚“肅清赤匪”的“偉績”。杜定廉負責安保，自信滿滿地張榜：“本地區匪情悉數剿滅，歡迎父老旁聽。”這無疑給了游擊隊可乘之機。

1月4日凌晨三點，何耀榜挑了四名槍法最穩的小伙子混入人群。天色灰白，民團喇叭一聲大作，杜定廉正舉杯，忽聽“噠噠噠”數聲短點射，他胸口中彈撲倒。會場頓時亂作一團，游擊隊趁亂退入側巷，把事先摸好的小山路一口氣翻過，天亮時已回到隱蔽處。

五小時后，漢口的國民黨電臺開始循環播報：“匪首猖犯七里坪，聯防副主任殉職。”當天傍晚，這段電訊經新華社監聽譯碼送到延安。毛澤東聽完報告，只淡淡一句：“看來，大別山的火還在。”

延安對大別山游擊隊失聯已久，聽到這條“敵報”反倒確定了“何耀榜未走”。兩天后，中原局收到電令：立即派聯絡員南下，找到游擊隊，堅持三個月左右，華野將有動作。這個“三個月”成為日后劉鄧大軍南進的時間坐標。

游擊隊卻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經“驚動中央”。1月下旬，國民黨調集第二快速縱隊圍山，出動飛機三次掃射何家沖，并發出懸賞，“擒斬何耀榜，賞金五萬法幣”。五萬法幣在山里能買兩千石小米，誘惑不小。何耀榜索性命令：所有隊伍晝夜分組活動，每完成一次襲擾就把繳獲的武器發給附近青年，“武器先到誰手里就是誰的”。這招土辦法有效擴大了武裝，到了3月隊伍已恢復到一百三十余人。

有意思的是，敵軍封鎖越緊，外界信息越容易泄漏。4月初，國民黨“七縣公報”登出一句話：“匪首何某腿傷嚴重，終日臥床。”這正是他們從特務口中打探來的假新聞。游擊隊看后大笑，卻也提醒彼此：越到關鍵時刻，越得小心暗算。

華野南下的腳步很快響起。6月30日晚，劉伯承、鄧小平渡過黃河。7月23日，先遣團抵信陽地區，與地方黨組織接觸時再次問到：“山里那支老游擊隊到底在哪？”得到的回答還是“不清楚具體位置，只知道沒垮。”八月上旬，劉鄧大軍先頭部隊終于在麻城西北山區與何耀榜會面。那天大雨滂沱，擔架抬著的“獨腳司令”一見首長，第一句話竟是：“總算接上電臺了！”

劉伯承看著他爛到露骨的左腿，沉聲說：“現在你別走了，就在軍部當參謀。”何耀榜擺手：“腳不行，腦子還行，參謀也行。”醫務所檢查后，建議立即截肢，否則感染擴散。手術連續做了兩次，硬是保住了性命，卻永遠失去了行動自由。

戰役進程不等人。大別山根據地兩個月內迅速擴大到數十個縣，地方配合主力作戰的戰士突破萬人。游擊隊那點補丁槍雖然難登正規戰爭大雅之堂，卻在開辟皖西、豫南通道中發揮了向導和情報作用。有人私下感慨：“沒想到一個民團老總的死，讓中央重新發現了一根戰略支點。”

1949年春，南京解放。何耀榜被安排在華中軍區干部休養所，后來調任湖北省政協。為了讓后輩了解那段暗夜火種，他在妻子蘇波的幫助下口述完成《大別山上紅旗飄》。書稿初版三千冊，售罄僅用半個月，印刷廠趕工三次才滿足市場。

1964年10月20日，何耀榜因舊傷并發癥去世，年僅五十六歲。董必武題寫挽詞：“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一個身殘志不殘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客廳墻上那根用過的木拐杖一直留著，上邊刻了兩行字：一行是“七里坪”，一行是“1947”。它提醒來訪者，當年那場七里坪突擊只是短短一分鐘，卻點燃了后續數萬人的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