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五年的堅持五年的追兇，沈陽老刑警們親歷的“3.8大案”

1995年9月11日早晨，有人發現一輛紅色的“桑塔納”轎車停在沈陽市皇姑區機動車交易市場一夜未走，出于好奇心就走近前去去查看，結果發現車內，躺著兩具男尸，于是立即向沈陽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報警——

紅色“桑塔納”轎車

經勘查，車內的兩名男子系被54式手槍近距離槍擊頭部直接斃命，車內有大量的噴濺狀血跡以及腦組織，并在車內找到了三枚51式7.62毫米手槍子彈的彈殼和五枚彈頭。根據遺留在車內的證件證明死者是來自遼中縣的田曉光和田明宏；走訪得知，田曉光和田明宏在9月10日駕駛著這輛掛著河南省臨時牌照的紅色桑塔納轎車來到交易市場賣，在11時30分和一個買主敲定了交易，然后拉著買主鉆進轎車開出市場去試車，此后直到案發前就再也沒有人見到過他們。

1996年1月31日，沈陽市公安局于洪分局楊士派出所接到報案：楊士鄉金沙村東頭停著一輛車牌號為“遼A-03777”的紅色“拉達”出租車，司機被槍殺，現場發現51式7.62毫米手槍子彈的彈殼和彈頭各一枚，系54式手槍發射。

紅色“拉達”轎車

1996年2月2日，沈陽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接到報案：兩名歹徒開著一輛車牌號為“遼A-52461”的“大發”微型面包車沖進南五煙市開槍向人群射擊，打傷數人，搶走一個煙販子現金200元。警方出警后在現場找到54式手槍發射的51式7.62毫米手槍子彈彈頭一枚，59式手槍發射的9毫米馬卡洛夫手槍彈彈頭和彈殼各三枚。兩個小時后，“遼A-52461”牌號的“大發”微型面包車在距離南五煙市3公里處的路邊被發現，司機被勒死在車內——

“大發”微型面包車

根據“9.10”、“1.31”和“2.2”三起案件的勘查結果，沈陽市公安局認為這三起案件系同一伙人所為，應并案偵查，但由于缺乏目擊者，無人看清案犯的長相，所以案件毫無進展。

1996年3月8日8時30分，沈陽第一飼料廠的兩位出納員在保衛干部劉明忠的護衛下乘坐司機王峻駕駛的一輛白色“伏爾加”轎車到工商銀行北三支行提取現金20.7萬元用于發放工資。9時10分回到廠里停在廠辦公樓前時，一輛車牌號為“遼A-G2592”紅色的“拉達”出租車尾隨入內，邊走邊調頭。出納員提著錢袋下車，保衛干事韓國喜出來迎接，就在此時，“拉達”出租車上下來兩個頭戴鴨舌帽，身著藍大褂，捂著大口罩的男子，二話不說拔槍就射，韓國喜和王峻當場飲彈身亡，劉明忠中彈受傷，裝著巨款的錢袋被兩名歹徒搶去鉆入出租車后逃之夭夭。

白色“伏爾加”轎車

警方在現場提取到54式手槍發生的51式7.62毫米手槍子彈彈頭及彈殼各六枚。

一個小時后，“遼A-G2592”車牌的“拉達”出租車在鐵西區應昌街二段居民樓前被發現，在車后備箱內有一具男尸，經辨認就是該出租車司機王建剛，死因系被繩索勒住頸部導致的機械性窒息。

短短半年時間內，沈陽市就接連發生了四起持槍殺人搶劫案，導致七人死亡、兩人重傷，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殘忍，氣焰囂張，實屬沈陽市自解放以來所罕見，對沈陽市的社會治安造成極大威脅，尤其是死亡的七人里面有三人是出租車司機，因此這幾起案件在出租車司機群體中造成極大恐慌，很多出租車司機根本不敢出車，就算出車也要拉著一個人押車壯膽。

此案驚動了公安部、遼寧省委和省政府，時任公安部部長陶駟駒指示將該系列案列為全國重點案件，遼寧省政法委將該系列案列為“特號公案”，指示時任遼寧省政法委副書記的慕綏新（劃重點、要考）會同遼寧省公安廳刑偵處共同督辦，沈陽市公安局局長常緒武從沈陽市刑警支隊、皇姑、于洪、和平、鐵西四個分局的刑警大隊抽調精干警力組成聯合專案組，由自己親任組長，由時任沈陽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支隊長于凌舜任副組長，投入到偵破工作中。常緒武局長還向遼寧省公安廳和省政法委立下了軍令狀：“不破‘3·8’串案，我辭職！”

專案組對“9.10”、“1.31”、“2.2”和“3.8”四起案件的作案時間、地點、手段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認為罪犯對沈陽市的地形路線非常熟悉，且作案時不露臉，較大可能是本地人或者是長期生活在沈陽、在沈陽有固定落腳點的人員作案（要是外地流竄犯作案時很少遮住臉）。此外，罪犯常以兩人或者三人結伙作案，所以應該是一個四人以上的犯罪團伙，且該團伙整體年齡偏大，熟諳駕車技術，其中大部分或全部作案成員可能有較深的犯罪前科。

然而，聯合專案組對沈陽全境的大規模排查，以及外派人員前往黑龍江、天津、廣西、云南、新疆乃至俄羅斯的調查取證，然而忙活了八個多月，一點線索都沒有，這伙犯罪分子仿佛人間蒸發了一般，就好像從沒有在這世上存在過一樣。

因為長時間無法偵破此案，常緒武感覺無顏面對沈陽父老，于1997年1月調離沈陽，局長一職由分管刑偵的副局長楊加林接任，而楊加林留下的職務則由原刑警支隊支隊長于凌舜接任，刑警支隊長則由原和平分局局長張保華接任，李凡接任支隊政委。

正在商量3.8案情的楊加林（右一）、于凌舜（左二）和李凡（左一）

楊加林接任局長后，同時也接任“3.8大案”專案組組長，他認為常緒武局長制定的破案思路并沒有錯，只不過因為犯罪分子的長期靜默而無法取得進展，畢竟3.8案被劫的20.7萬元巨款足夠這幫人揮霍一段時間，一旦贓款被揮霍殆盡，他們一定會再次作案。于是楊加林親自動員，要求專案組全體成員克服松懈厭戰情緒，做長期打算。

楊加林（右）

1997年10月16日，鐵西家具城的一位業主被歹徒槍殺在家中，搶走1.3萬元現金和一條金項鏈；

一個多月后的11月19日，又有一人在家中被槍殺，被搶走現金13.4萬元；

經勘察，這兩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可以和“3.8”大案串并。

這對新官上任不到一年的楊加林來說簡直就是“貼臉開大”，此時代表遼寧省政法委督辦此案的省政法委副書記慕綏新已經兼任沈陽市委副書記和沈陽市市長，成了楊加林的直接領導后，慕綏新幾乎每隔一兩天都要給楊加林打一個電話詢問案件進展，表示“3.8”大案如不盡快偵破，沈陽市的社會治安狀況就得不到根本的改觀，那就會直接影響到沈陽市的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到時候他慕綏新和他楊加林都將是沈陽人民的罪人。

慕綏新（穿藍色上衣者）

然而，這伙罪犯之后就又陷入了“靜默”，楊加林判斷這14.7萬元至少也夠讓這幫人揮霍一年，一聲嘆息之下，只能繼續等待他們“結束冬眠”，雖然被動，但沒有別的辦法。

一年零十一個月后的1999年10月19日晚，家住和平大街的私企老板曹倫和朋友兼鄰居張德敏駕駛一輛白色“本田雅閣2.0”轎車攜帶剛剛從銀行里取回的132萬元現金回家，曹倫將轎車停在大院里后提著裝有100萬現金的旅行包剛打開一單元一樓左門門時就被身后一人一槍擊倒在地（經搶救脫離生命危險），100萬元現金被搶；與此同時張德敏正從車后座拿起裝著剩余32萬元的時從后視鏡看到有個持槍男子正從身后向自己逼近，頓時嚇得撒腿往大院外跑，那人向張德敏開了一槍但沒打中，歹徒也沒在現場久留，立即騎上摩托車離開現場，整個事發過程不到一分鐘。

白色“本田雅閣2.0”轎車

張德敏確定歹徒人數為三人，分乘兩輛摩托車，而且他們都沒有蒙臉——

現場提取到一枚由54式手槍射出的51式7.62毫米手槍子彈彈殼以及一枚59式手槍射出的9毫米馬卡洛夫手槍子彈彈頭，此外沒有提取到別的有價值的物證。

從手法看，楊加林等人一直判斷：“3.8”大案的罪犯又“動”了。

從“9.10”案開始至“10.19”案為止，“3.8”大案已經造成九人死亡、五人受傷，136萬多元現金被搶，整個沈陽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沈陽市民對沈陽市公安局的質疑也達到了頂點。

沈陽市公安局

從案發現場勘查回來后，楊加林、于凌舜等領導召集專案組全體成員召開案情分析會，會上先檢討了之前的“大兵團作戰”收效不大的原因，認為還是發動群眾不充分所致，犯罪分子就生活在人群中間，只有充分發動人民群眾幫助公安機關，才能讓罪犯身陷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才能有助于將罪犯揪出來。

有鑒于此，楊加林局長決定利用新聞媒體向人民群眾公布部分案情，并開通各級公安機關的舉報電話，歡迎群眾舉報破案線索。

在獲得慕綏新的批準后，沈陽電視臺、廣播電臺從10月23日開始在播報“10.19”案的犯罪分子的體型、樣貌以及乘坐的交通工具的特征，10月24日開始，各報刊、雜志上也都刊發了沈陽市公安局發出的“10.19”案的協查通報并公布了市局刑警支隊的舉報電話，為表決心和誠意，楊加林和于凌舜又將自己的手機電話號碼也當做舉報電話給公布了出去，換句話說，那個時候沈陽市民如果掌握了線索是可以直接給楊加林或者于凌舜的手機打電話的。

不久，楊加林就接到了一個好消息：“10.19”案有個目擊證人——修車工人周某，他目擊到了犯罪分子的樣貌，楊加林在得知有這么個人后興奮不已，稱周某是專案組的“國寶”！并且吩咐將周某請到專案組，由自己和于凌舜親自對他進行詢問。

上兩圖：親自對周某（穿淺灰色羽絨服者）進行詢問的楊加林和于凌舜

周某說：10月19日16時左右，他在案發現場附近修車時看見有兩個身穿嶄新的藍色工作服、頭戴紅色安全帽的男人在現場附近徘徊逗留，其中有一個看上去50多歲的男子他很眼熟，之前多次見過。但他以為是市政修理工，所以沒有在意——

楊加林大喜，立即請上海鐵路公安處的著名刑偵模擬畫像專家張欣按照周某的描述繪制了那個50多歲男子的模擬畫像并在10月25日通過媒體向全市公布。

張欣

模擬畫像一公布，當天就有了回應——做合成板材生意的私營老板王某帶著妻子在10月25日當天來到鐵西分局興華派出所，一進門就說那個模擬畫像上的人他們見過！

原來，在1999年4月到5月期間，王某發現有一個50多歲的男人騎著一輛紅色摩托車總在他的庫房對面的肉攤子上買肉，買肉的時候總會向他的庫房方向窺視。過幾天后又有一個騎著藍色摩托車的大個子來買肉，也總是向庫房這里窺視。由于1997年10月16日被槍殺的那個鐵西家具城業主是他的熟人，王某心中頓時警鈴大作，擔心這回罪犯是盯上他了，于是就吩咐家人和員工小心防范。

之后，王某的司機暗中記下了這兩人所騎的摩托車車牌號——藍色摩托車為“遼A-83977”，紅色摩托車為“遼A-97649”。又過了幾天，王某的妻子看到這兩個人開著一輛紅色“斯柯達”出租車駛過，她記下了出租車車牌號“遼A-E4729”。

紅色“斯柯達”轎車

專案組在接到鐵西分局的報告后立即順著車牌號深入調查，很快查出了三輛車的車主：紅色摩托車主曹某，藍摩托車主劉某，“斯克達”出租車車主徐某。然而這三人都不是兇犯，同時了解到，曹某的摩托車實際上不是他買的，是他朋友馬某借曹某的身份證辦的牌照。

專案組找到馬某核實，馬某表示他是替專門倒賣摩托車的田某辦事，而田某表示因為自己給人辦過的摩托車車牌太多，他自己都不知道哪張是給哪個人辦的，不過他提供了一條線索：辦車牌的人大多是北陵鄉“北陵摩托隊”成員，并向警方提供了“北陵摩托隊”全體成員的通訊錄。

結果偵查員們在這本通訊錄上發現紅色兩輪摩托車車主是居住在皇姑區昆山中路134號的汪家仁（時年54歲），而藍色摩托車車主是家住于洪區興凱鄉大堡村的汪家禮（時年42歲），汪家仁的胞弟，其中汪家仁的樣貌和張欣繪制分模擬畫像極為相似。

張欣繪制的模擬畫像和汪家仁的樣貌對比

經調查，汪家兄弟沒有正當經濟來源，但出手闊綽，花錢如流水，之前兄弟倆都曾被當做重點排查對象，但因為沒有證據而無法定性，如今可算是坐實了！

10月29日8時40分，汪家仁在自家樓下準備騎摩托車外出時被擒；9時整，汪家禮在自家被擒。經周某辨認，這兩個就是10.19案的罪犯。

汪家仁就擒畫面

隨即楊加林和于凌舜迅速組織對他們的審訊工作，不過兩人面對審訊，態度蠻橫，拒不交代，汪家仁甚至狂妄地表示：“我根本就沒想活著出去，不想說，也不想把別人扔進去。”

楊加林隨即親自走進汪家仁的審訊室，威嚴十足地對他說：“我告訴你，公安局抓你是有根據的，我就是公安局的一把手，今天能親自參與審理你這起案子，那就是說我們掌握你的一部分犯罪事實。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你死罪注定躲不掉了，如果你能配合我們的工作，我能保證在你死之前得到優待，希望你明白！”

親自審訊汪家仁的楊加林

汪家仁依然不信：“你怎么證明？”

楊加林將自己的工作證拍在汪家仁跟前，汪家仁看后這才信了，楊加林的大名他表示如雷貫耳，隨后他嘆口氣，表示：“我交待，10月19日那起案子是我干的……”

汪家仁交代后，汪家禮也無法繼續頑抗下去，在確定哥哥已經“撂了”后，汪家禮要了一根煙，幾大口抽完后開始交代——

這個犯罪團伙一共有五個人組成，除了汪家仁、汪家禮兄弟外，還有家住鐵西區貴和街的孫德鄰（時年46歲）和孫德松（時年36歲）兄弟以及王文緒。

孫德林

1988年，曾經因搶劫罪被判刑八年的汪家仁出獄后先后在東陵區開肉食犬養殖場和承包魚塘，但都因為經營不善而被迫盤了出去。為了搞快錢，汪家仁在1989年糾集停薪留職的沈陽果酒廠貨車司機的胞弟汪家禮（曾因盜竊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沈陽南站貨場力工孫德鄰密謀搶劫。

汪家禮提議搶一臺車撞一個帶槍上下班的大東分局警察，然后搶奪警槍。幾天后，汪家禮和孫德鄰攜帶鐵棒在撫順市租了一輛黑色“伏爾加”轎車回沈陽，行至東陵區馬官橋時將司機殺害，但因為轎車怎么也打不著火，兩人只好棄車逃走，搶槍計劃泡湯。

黑色“伏爾加”轎車

此后，汪家禮拉朋友王文緒入伙，孫德鄰拉胞弟孫德松入伙，五人團伙正式形成。鑒于“冷兵器”不趁手，于是他們從吉林市買回四支雙筒獵槍及若干子彈，開始持槍作案，在犯下數起搶劫案（其中最著名的是1994年的皇姑區6.28搶劫運鈔車案，搶得29萬元）后，由于分贓不均，王文緒在1994年夏被“開除”出團伙。

1995年，汪家仁和汪家禮南下廣西，買回54式手槍和59式手槍各一支，子彈若干，隨后他們四個人兩兩結對，使用手槍分別犯下了“9.10”、“1.31”、“2.2”、“3.8”案之后兩對兄弟之間又產生了矛盾，汪氏兄弟“大干小干”都要干，而孫氏兄弟看不上“小的”，只想“干大的”，所以在“3.8”案后，兩對兄弟分道揚鑣。

54式手槍

59式手槍

在贓款揮霍完后，汪家仁和汪家禮又分別犯下了“10.16”、“11.19”案。

另一邊，孫氏兄弟在1998年5月南下廣西買槍，結果孫德鄰因為買賣槍支罪被廣西警方抓獲，判刑五年并送至廖平勞改農場服刑，孫德松僥幸逃脫后逃回沈陽，為了搞錢搭救哥哥，孫德松又勾結汪氏兄弟經多次踩點后犯下了“10.19”案。作案后100萬元贓款孫德松分得36萬元，汪氏兄弟分得64萬元。隨后孫德松于10月25日趕往賓陽縣準備“搭救”哥哥，而汪氏兄弟則把贓款和手槍藏在汪家禮的家中——

根據汪氏兄弟的交代，專案組在和平區南四馬路起獲了他們丟棄的“10.19”案作案用的兩輛摩托車——一輛是車牌號為“遼J-95439”的紅色“八達”牌100號摩托車，另一輛為無牌照的紅色“長虹”牌摩托車。

10月29日下午，專案組通過遼寧省公安廳給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發出協查通報，南寧市公安局接報后立即派人去廖平勞改農場控制住了孫德林，孫德林面對審訊沒有頑抗，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還供出孫德松的藏身地——濱陽縣黎塘鎮，還說孫德松準備花錢賄賂管教干部，將他“弄”出去。

10月30日中午，濱陽縣公安局通過工作，在黎塘鎮的一家旅店將孫德松擒獲。孫氏兄弟于11月1日晚被押回沈陽。當天，外逃哈爾濱的王文緒被哈爾濱市公安局抓獲，于11月3日被押回沈陽。

經審訊，五人交代他們在從1989年至1999年這十年內一共作案四十二起，殺死二十一人，殺傷二十四人，搶劫財物總價值超過300萬元。

至此，折磨了沈陽警方五年之久的“3.8大案”終于告破。

沈陽報紙關于3.8大案的報導

1999年12月14日，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孫德林、孫德松、汪家禮、汪家仁和王文緒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2月29日，五人被執行槍決。

孫德林、孫德松、汪家仁、王文緒、汪家禮被槍決時在刑場的最后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