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的一天傍晚,中央實驗劇院的大排練廳里悶熱得像個蒸籠,燈泡哧啦作響。楊春霞正端著一支木槍練走位,汗水順著她的下巴往下滴。忽然,大門被推開,周恩來總理快步而入,目光落在她身上。“這動作不對勁,”他略帶笑意地搖頭,“怎么看都像穆桂英闖進了游擊隊。”一句玩笑,把全場氣氛點燃,也把楊春霞推到新的起跑線上。
許多人后來只記住了《杜鵑山》里那個剛柔并濟的柯湘,卻不清楚這位演員是怎樣一路走來。往前倒二十八年,1943年,她出生在上海一個工人家庭。父母常放越劇留聲機,小姑娘靠在桌腳聽得入神,跟著哼幾句“十八相送”,嘴里帶著奶味卻韻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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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她在《解放日報》上看到華東戲曲研究院招生的啟事,拉著同學跑去試試。十一歲的小身板兒站在考場中央,連“水袖”是啥都不知道,只憑一股子靈氣闖了關。四年昆曲科班生活,她學會了圓場、云手,也第一次扮演楊貴妃。朱傳茗、方傳蕓兩位老師看著小孩兒憋紅臉演“夜深沉”,手把手糾正身段:“把羞澀藏在指尖,別全寫臉上。”
1958年,命運拐了個彎。梅蘭芳弟子言慧珠要出國,校方擔心昆班沒老師,只能把楊春霞幾名學員暫放京劇班。恰恰這一臨時調動,讓她碰上了《鳳還巢》,一個“程雪娥”演下來,言慧珠當場拍腿:“梅派少一個接班人,這丫頭補上!”
1959年,電影《游園驚夢》開機。梅蘭芳站在攝影機前云袖翻飛,幕后卻有個扎著雙髻的小替身——楊春霞。她先走位、先對光,大師隨后出場。梅蘭芳看她一個蘭花指翻得干凈,笑著說:“這手勢,留著別丟。”那句鼓勵,楊春霞記了大半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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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文化部組織西歐巡演。巴黎歌劇院里燈光璀璨,《拾玉鐲》謝幕時掌聲像潮水灌進耳朵,老外聽不懂唱詞,卻被身段迷住。巡演歸來,毛澤東恰在上海主持工作,看報道后專門設宴,桌上擺了一盆十幾只大閘蟹。“上海人是要吃這個的。”主席半開玩笑,年輕演員們又緊張又興奮,楊春霞第一次覺得,戲曲能讓世界記住中國。
接下來的幾年,她主演《颯爽英姿》《南海長城》,為了找準角色感覺,跑到海防前線跟女兵摸爬滾打,回來時皮膚曬得漆黑。有人心疼,她擺擺手:“黑點沒啥,可別演得發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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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70年后她被調離舞臺,那段時間幾乎與粉墨無緣。正當她以為要在家煮飯帶娃時,一封調令悄然送到——進京,參加現代京劇《杜鵑山》劇組。誰點的將?周恩來。
初次合練,問題立刻冒頭。第一,口音。上海方言尾音軟,唱腔里漏出幾分糯味,聽起來“游擊隊黨代表”成了“弄堂俚妹”。第二,形象反差。先前她多演閨門旦,綢布水袖說翻就翻,如今得背槍跨馬。還有武打設計,編導讓她端槍轉圈,連她自己都覺得像賣藝。正犯愁時,周恩來那句“穆桂英走錯片場”提了個醒——“女性英雄”并非“女武生”。武功不能太花,步伐不能太雅,必須剛里帶柔,柔中藏鋒。
她索性跑去野外靶場找炮兵班長取經。班長教她裝填、瞄準、擊發,告訴她“站姿別晃”。夜里回宿舍,她反復揣摩:“柯湘一抬手,是指令;一落手,是擔當。”口音問題也得解決,普通話練習本貼滿床頭墻壁,每天早上對著鏡子“zh、ch、sh”三十分鐘,嗓子嘶啞就含片金嗓子喉片再接著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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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排練,隊友換了幾茬,她硬是咬牙堅持下來。到1973年5月23日晚,京西賓館禮堂燈光亮起,序幕鼓點敲出鏗鏘節奏。柯湘亮相一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觀眾席立即安靜下來,幾秒后爆發掌聲。戲一落幕,人民日報第二天用黑體字寫評語:“塑造了革命戰爭年代新女性的典型形象。”更重要的是,周恩來看完彩排后對編導說:“這才像柯湘。”
《杜鵑山》隨后拍成同名電影,在全國放映。楊春霞也被任命為北京京劇團副團長。人們常問她:“最難忘的時刻是什么?”她答:“那天總理一句話,把我從穆桂英變成了柯湘。”語氣輕描淡寫,卻道盡一個演員與時代的碰撞,以及舞臺下無數汗水編織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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