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時朱德排第四，最后卻成紅軍之父，第一元帥，這是為何？

1955年授銜名單公布的前一天晚上，總干部部副部長宋任窮拿著初稿走進豐澤園。毛澤東在看完前十位元帥的排序之后，指著第四個名字對周恩來說：“這個‘朱’字放在這里，所具有的分量是很沉重的”。之后這份名單有過相關的討論，按照南昌起義時的職務，朱德處于周恩來、賀龍、葉挺之后的位置。但是最終在元帥名錄里，他處于首位的位置。這樣一種看起來有矛盾的排序，其中暗含著人民軍隊成長的密碼：最初的排名體現出歷史事實，最后的定位展現出本質貢獻。

南昌起義的時候朱德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十分的顯眼。在起義前的前一天晚上，他所承擔的任務是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喝酒打牌，從而為主力部隊創造進行突襲的條件。陳毅在之后進行回憶的時候提到，那個時候沒有人聽從朱老總的指揮，眾人僅僅是尊重他是一位老同志。發生轉變的節點是在三河壩進行分兵之后。當主力部隊在潮汕地區潰散的時候，朱德帶領著四千人的斷后部隊突然變成了一支孤軍。在最為艱難的時刻，隊伍僅僅剩下八百人，師團級別的干部全都離開了隊伍。是朱德在天心圩的榕樹下喊出這樣的話語：想要進行革命的就跟著我一起走，不想進行革命的可以回家，但是黑暗是暫時的！。

我認為朱德厲害之處在于能夠將散兵游勇訓練得如同鋼鐵一般。天心圩的整頓、大庾的整編、上堡的整訓這贛南三整比毛澤東的三灣改編早了半個月。他讓士兵學習打草鞋，幫助老鄉收割稻子，并且還規定打土豪所獲得的東西先分給群眾三成。這種扎根于群眾的帶兵方式，后來被總結成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戰的精髓。在1928年井岡山會師的時候，他帶來的八百人成為了紅四軍的骨干，就連林彪、粟裕這些日后的名將，當時也都是他隊伍里的基層軍官。

但是讓朱德成為紅軍之父的，是他在制度方面所起到的奠基作用。在1931年的時候他撰寫了《如何創造鐵的紅軍》，第一次明確紅軍必須毫無條件地聽從共產黨的領導。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推行南泥灣政策，使得軍隊在生產自救的過程中擺脫了對外的依賴。甚至就連最為細微的地方也存在講究，紅軍早期的軍服領章樣式、炮兵的操作規程等許多方面，大多是他從實戰當中進行改良的。這種具有系統化的建設能力，比打贏幾次戰役更為重要。

朱德存在一個特殊之處。他可以將失敗轉化為學習的素材。在1933年，他總結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并撰寫了《黃陂東陂戰役的教訓》，直接對戰術方面的失誤進行解析。在長征過草地的時候，他讓參謀把每日走過的路標繪制成為地圖，之后這張地圖成為了八路軍在敵后作戰的導航圖。他這種始終銘記并積累經驗的做法，相較于很多將領僅僅重視勝仗的觀念更為切實。

他所具備的大局觀是非常可貴的。在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時候，朱德被扣留并且還受到威脅，可是他堅持認為中央只能有一個，這個中央就是遵義會議所選出的中央。等到回到延安之后，他還為被清算的四方面軍干部進行說話。后來毛澤東用五個字來點明情況：朱不能被替代。

這么來看，第一元帥的位置是順理成章的。在十大元帥當中，有七個人直接接受過朱德的指揮。三支主力紅軍都有他的心力在其中。就連看似簡單的朱毛紅軍的稱呼，也有其內在的緣由。朱德比毛澤東大九歲，卻始終甘愿處于輔助的地位。毛澤東專注于戰略的方向，朱德負責將藍圖轉化為能夠進行操作的戰術。這如同劉邦和蕭何的相互補充一樣。

或許可以這樣總結：朱德能夠成為第一元帥，并非是在授銜的時候爭取而來的，而是經過二十八年的時間慢慢積累形成的。如同他晚年對子女所說的那樣：我并非是帥才，我是為革命守護攤子的。他這句自我謙遜的話語，反而道出了本質。真正的元帥守護的并非是軍權，守護的是軍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