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27年那個晚上，周恩來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走了，連鄧穎超都不知到他是去干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我要出差幾天，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時候回來，現在都不能告訴你。”
1927年7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匆匆回到家，扔下這句沒頭沒尾的話就走了。
鄧穎超沒追問，只是看著丈夫消失再夜色里。
這大概是兩口子之間極少有的“生分”時刻，但當時的她根本不敢想，這次轉身，丈夫其實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去干一件關乎中國命運的大事。
直到幾十年后，這段隱秘的往事才被重新拼湊完整。
那時候大伙兒才明白，為啥在那一刻，連對最親密的愛人都不能吐露半個字。
因為在那個血腥氣沖天的夏天，哪怕泄露一個字，可能就意味著成千上萬顆人頭落地。
這事兒要是說起來，咱們還得把時鐘往回撥幾個月，回到那個看似充滿了希望，其實早就殺機四伏的春天。
1927年3月的上海，空氣里原本是飄著喜氣的。
在周恩來、羅亦農這幫人的指揮下，八十萬上海工人搞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硬生生從北洋軍閥嘴里把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給啃下來了。
那會兒是真的難，五千名工人糾察隊，拿著從“保衛團”里滲透搞來的破槍，甚至還得靠市民送來的飯團充饑，就這么把警察局、兵營一個個拿下了。
那時候，所有人都覺的好日子要來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也成立了，甚至還煞有介事地選出了包含國民黨、共產黨、資產階級在內的十九名委員。
但誰也沒想到，這勝利的果實，還沒捂熱乎就要爛了。
就在起義勝利的一周后，一艘軍艦悄摸地停在了上海。
走下來的人正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
奇怪的是，這位總司令到了上海，既不去慰問拼了命的工人，也不去視察剛成立的臨時政府。
他第一時間見的，是日本駐南京和上海的領事，緊接著又見了江浙那幫有錢的大佬。
一張一千萬大洋的支票，很快就塞進了他的口袋。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他還秘密見了幾個人——杜月笙、張嘯林。
當一個手握重兵的總司令，開始和青幫大佬在密室里推杯換盞，你就知道，老百姓的好日子到頭了。
那時候上海是個什么氛圍？
表面上大家還是一家人，實際上刀子己經磨得雪亮。
蔣介石的野心藏不住了，對他來說，這支剛剛打下上海、不受他控制的工人武裝，那就是眼里的釘子，必須拔掉。
最先動手的，是流氓手段。
4月11日晚上，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收到了杜月笙的請柬。
為了大局，汪壽華單刀赴會。
結果腳剛邁進杜公館的門檻，還沒來得及說上一句話，就被早就埋伏好的打手按倒，一頓毒打后直接塞進麻袋，運到楓林橋活埋了。
那一年，他才26歲。
這僅僅是個開始。
幾個小時后的4月12日凌晨，槍聲響了。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撕下了面具，大批共產黨人和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在這個要命的關頭，作為起義總指揮的周恩來在哪？
說實話，他差點也就交代在那了。
就在政變前夕，駐軍師長斯烈假惺惺地請周恩來去“談話”。
周恩來為了爭取這支部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結果一去就被扣了。
那是真正的生死一線，如果不是羅亦農在外圍拼死營救，再加上周恩來本身在黃埔軍校的威望讓斯烈猶豫不決，中國歷史可能真的要改寫。
雖然周恩來僥幸脫險，化裝逃離了上海，但局勢己經徹底崩壞。
短短幾天，上海、廣東、江蘇，到處都在抓人、殺人。
蕭楚女、熊雄這些才華橫溢的共產黨人，都倒在了屠刀下。
這時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武漢。
那里有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還有中共中央機關。
很多人天真地以為，蔣介石叛變了，至少汪精衛還是戰友吧？
汪精衛甚至還和陳獨秀發了《聯合宣言》，信誓旦旦地說不要互相猜忌。
可現實給了所有人一記響亮的大耳刮子。
軟弱換不來和平，只能換來得寸進尺，把脖子洗干凈等著挨刀。
5月，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
一個叫許克祥的團長，為了報私仇，竟然敢在長沙城里大開殺戒，殺了一百多個革命群眾。
按理說，這是公然造反吧？
結果武漢國民政府派去的唐生智，竟然只給了許克祥一個“記大過”的處分，理由是“還要留他在軍營效力”。
這一刻，其實勝負已分。
所謂的武漢國民政府，骨子里已經爛透了。
到了7月15日，汪精衛終于也不裝了。
他在武漢開會，正式宣布“分共”。
那個曾經高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會兒叫囂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
曾經熱鬧的武漢三鎮，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
在這種至暗時刻，連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都看不下去了。
她公開發表宣言，痛斥這些人曲解了孫中山的理想，隨后憤然離開武漢，回到上海莫里哀路的老宅，閉門謝客。
路走到了盡頭，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坐以待斃，要么拿起槍桿子干。
但問題是，槍在哪里？
當時中共能直接掌握的部隊少得可憐，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來——賀龍。
當時的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手握重兵，是國民革命軍第20軍的軍長。
在那個誰沾上共產黨誰就要掉腦袋的時候，賀龍對派到他部隊工作的周逸群說了一段特別硬氣的話，大概意思就是：時局雖然緊張，但我堅決擁護共產黨，在我部隊里工作的黨員，一個都不要離開，放心大膽地干！
這是何等的魄力？
這就叫患難見真情。
為了把這最后一點革命火種聚攏起來，周恩來必須馬上行動。
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不再妥協，要打！
要在南昌打響武裝反抗的第一槍！
這個決定太重了，重到不能有一絲風聲走漏。
所以，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這是一場拿命當籌碼的豪賭，賭注是無數革命者的生命和中國未來的走向。
周恩來告別了鄧穎超，在陳賡的掩護下，登上了去往九江的輪船，隨后轉往南昌。
幾天后，南昌城頭的槍聲劃破了夜空。
那個曾經要在上海“調解”工人糾紛的周恩來，那個在武漢試圖維系國共合作的周恩來，從這一刻起，徹底變了。
歷史在這里轉了一個巨大的彎，而這一切，都始于那個沉默而決絕的告別。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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