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逝世28年后，李賢淑私自將溥儀骨灰移出八寶山：我不和他合葬

1995年11月的一個陰天，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里飄著細雨。守陵的老王注意到，一位頭戴深色禮帽的中年女士在第一骨灰堂門口徘徊良久，她既沒獻花，也沒拍照，只是低頭看著墻上一方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牌位。那個人正是李淑賢。誰都不知道，她此刻已下定決心：要把這盒灰白色的骨灰帶離這里。

要追溯這場遷移，就得回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二時三十分。那天夜里，協和醫院昏暗的病房里傳出最后一聲淺淺的嘆息，61歲的溥儀生命停止。對于這位末代皇帝的身后事，中央當天就給出“尊重家屬意見”的批示。家族討論只爭了半天，弟弟溥杰拍了板：“放群眾公墓，別再給總理找麻煩。”于是，骨灰于10月30日寄存八寶山第一室，一放就是二十八年。

可熟悉溥儀的人都清楚，他從未想過火化。1959年12月，剛剛握到特赦證的他在去北京的列車上就說：“如果有機會，我想回西陵，那里埋著祖宗。”彼時同車的工作人員沒接話，隨后歲月滾滾，這句話悄悄沉沒。李淑賢卻記得清清楚楚。

二人結識是1962年1月。第一次見面，李淑賢只看見一個舉止笨拙、卻努力把椅子擦干凈的男人。“我年紀大，你不介意？”溥儀小聲問。她逗趣似地回答：“精神好就不老。”簡短對話，鋪開了末代皇帝的平民婚姻。4月30日，他們在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婚禮，沒有紅毯、沒有彩轎，一桌普通的砂鍋白菜照樣把客人吃得滿頭是汗。

婚后，中央領導的關懷接踵而至。周恩來總理見到新人時笑著說：“溥儀，這回你娶了我們杭州姑娘嘍！”一句玩笑，把李淑賢心里的拘謹打散了。那幾年，溥儀在植物園做研究員，李淑賢在朝陽醫院當護士，每月工資加起來不足兩百元，卻足夠兩口子去東來順改善一下伙食。

1964年，前列腺炎轉腎癌的病魔找上溥儀。醫院一住就是三年，李淑賢天天守床頭，替他量體溫、擦身子。一次深夜，溥儀抓住妻子的手嘀咕：“我走了，你怎么辦？”她強忍淚意：“醫生讓你多休息，別瞎想。”寂靜的病房只有儀器滴答聲，顯得格外沉重。

溥儀去世后，關于骨灰的安放，家族、政府、時代背景三股力量交織，選擇八寶山成了相對穩妥的折中。可這并非李淑賢愿意的結果。她告訴身邊朋友：“他心里一直牽掛西陵，能做到就該幫他圓愿。”當時大家勸她別再折騰，她沒接茬，只是沉默。

進入九十年代初，河北易縣的華龍皇家陵園項目啟動，重新安置部分清室后裔墓葬。消息傳到北京，李淑賢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她多次聯系陵園，還寫信給相關部門說明初衷。手續拖拖拉拉，兩年才批準，愛新覺羅家族有人反對：“老祖宗規矩，媳婦無權決策。”她平靜回一句：“遺愿在前，我來辦。”

1995年12月27日清晨，天還沒亮，李淑賢帶著工作人員悄悄來到骨灰堂。那只瘦削的手輕輕捧起木盒，對老王說了句：“辛苦。”隨后坐車直奔易縣。冬季的西陵山道結著薄霜，車子半路拋錨，所有人只好徒步背著骨灰盒前行。抵達華龍皇家陵園時，天邊剛露魚肚白。李淑賢站在新墳前，低聲說了三個字：“到家了。”

奇怪的是，她隨即立下遺囑：“我的骨灰不要和他放一起，我要回八寶山。”1997年6月9日，李淑賢在北京病逝，家屬遵囑把她的骨灰送回八寶山第三室。一對夫妻，生前同處，身后分葬，自此成為坊間茶余飯后的話題。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說夫妻感情并非表面那般平靜，有人說她擔心再次成為“皇家”符號，也有人猜測純粹想給自己留一方熟悉的土地。官方檔案里沒有一句解釋。

李淑賢去世前不久，對一位舊友留下只言片語：“我能做的，就是把他送到想去的地方，其余隨緣。”這句話沒有感傷，卻像一道單薄又倔強的背影。她完成了溥儀回歸祖陵的心愿，卻選擇獨自留在北京，這種錯位埋葬，恰恰折射出兩人半生的交集——從帝王到平民再到歷史符號，難以擺脫，也難以完全回歸。

今天的華龍皇家陵園，溥儀墓碑前長年有人獻花；八寶山第三室，李淑賢骨灰格旁卻總是安靜。兩處相隔一百余公里，連接它們的，是一段特殊的婚姻，也是一段大時代里無法復制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