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北平前門外的“萬福源”茶社里,幾位落魄武人圍爐取暖,談到東陵被盜的舊事,其中一人悄聲道:“若不是那個河南麻子膽大包天,乾隆和慈禧都要在地下睡安穩。”一句閑話,將孫殿英的傳奇又拖回眾人視線。
孫殿英1889年生于河南永城,幼年得天花,面留麻點,因此外號“孫大麻子”。地方匪派橫行的年代,鄉間少年想出頭,要么練拳,要么拉桿槍。他選了后一條,十九歲混進“廟會道”,舞槍弄棒,很快靠膽識坐到頭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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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他手頭攢了上百名道士改編的青皮隊,拉到山東濟寧投奔張宗昌。張氏重武輕文,見這小子能沖敢搶,干脆給個三十五師師長的名頭。誰料孫殿英心更野,三年后又被推成直魯聯軍十四軍軍長兼大名鎮守使。此時他不到四十歲,卻已嘗遍槍林箭雨與刀口舔血。
1928年6月,部隊在薊縣駐防。為籌軍餉,他同土匪馬福田合謀,打著“演習”的旗號封鎖馬蘭峪。炸開金頂時,石灰塵沖天而起,他揮手喝道:“快,先抬慈禧!”據隨行軍醫回憶,慈禧棺蓋掀開,珠串與錦被滑落,孫殿英竟用軍靴尖撥弄,毫無敬畏。短短兩晝夜,四十余箱奇珍被貼好封條運走,九龍寶劍、夜明珠皆在其中。
風聲極快傳到天津租界。溥儀勃然,電告南京請蔣介石嚴辦。民間也罵聲一片。孫殿英心知不妙,連夜拜訪戴笠,低聲下氣送上九龍寶劍;再轉送夜明珠給宋美齡、金玉西瓜給宋子文。禮送到,追究便成了一紙空文,他依舊帶兵橫行。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把東線任務塞給孫殿英,許諾事成后“安徽盡歸你管”。孫殿英信了,還提前印好“安徽銀行”鈔票,箱箱運到前線。可一仗下來被宋哲元與中央軍夾擊,槍炮丟了小半,剩下兄弟翻山逃進山西,靠喝雜糧粥過日子。
郁悶之際,張學良替他說情。孫部改編入龐炳勛麾下,番號縮成一個師。許多舊部沒了編制,他擺宴賠不是:“我養不起,日后有緣再聚。”這一席話讓不少亡命之徒紅了眼眶。
“九一八”后,宣俠父、南漢宸等共產黨人頻繁往來他的營地。宣俠父對他說:“槍在你手,國在風雨中。”孫殿英沉吟良久,只回一句:“我不替外人看門。”1933年熱河作戰,他的四十一軍堅守十余天,雖然終因彈盡糧絕撤退,卻也給日軍添了麻煩。也正因這番抵抗,他在民間又添了“半個抗日將領”的標簽。
抗戰全面爆發后,孫殿英得了“五軍團”番號,卻自創規矩——官兵一律氈帽,不戴國軍制帽,以示與老蔣若即若離。三年相持,日本人筑堡封山,他被逼困在中條山,糧彈枯竭。1940年冬,他派人暗遞條件給日軍:“不替汪偽賣命,不向抗日軍開槍,只守地盤。”對方見其勢窮,同意讓其“自治”。
從此孫殿英戴了“偽七軍總指揮”帽子,卻明里暗里資助八路軍百余支槍。陳賡赴林縣談判時,他端茶先敬,直言:“愿共抗敵,但求彼此少摩擦。”八路軍回贈棉軍裝數百套,這支雜牌因此穩住了軍心。
1945年抗戰結束,他成了不討好的人:國民政府嫌其有漢奸嫌疑,共產黨暫持觀望,地方武裝又早已瓜分地盤。1947年初,他在河南、河北交界收容殘兵自稱“河北保安第八縱隊”,僅數月即被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圍困于衛輝張莊。天亮前后,他拋帽嘆息:“替蔣介石拼命沒路,降吧。”當天午后,孫殿英交劍投降,其部七千余人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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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后關押在漳河干部訓練班。多年吸食鴉片的后遺癥——腹瀉、胃痙攣接踵而至,醫務人員稱之為“煙后痢”。為保命,他被準許每日遞減量吸,混入桂皮粉,歷時三月戒除。期間他常對護士念叨:“我這把歲數,若能活著出去,愿替新政權看大門。”
1954年秋,他因久病肝衰竭住進保定醫院,彌留時只剩八十多斤。有護士替他攏被褥,他忽而睜眼,沙啞地擠出最后一句:“別學我,貪念毀人。”說罷頭偏向窗外,呼吸漸弱。護士回憶,那夜秋蟲鳴得很凄清。
孫殿英去世后,官方給出的死亡原因是“久病衰竭”。墳塋不顯,陵園無碑,只在檔案夾里留下七個字的備注——“歷史反面人物已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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