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進入倒計時

文 | 難得君

一張照片在互聯網的夾縫中閃現。照片里，一位波斯女子在德黑蘭的街頭，用最高靈修哈梅內伊的畫像，平靜地點燃了一支香煙。火苗舔舐著畫像邊緣，映照著她未戴頭巾的臉。沒有口號，沒有怒吼，只有一個日常的、近乎挑釁的姿勢。

這張照片像一把鑰匙，驟然打開了塵封四十年的記憶之門。

門的這一邊，是今日我們熟悉的、籠罩在黑袍與頭巾下的波斯；門的那一邊，卻是一個幾乎被遺忘的世界，那里的女性穿著短裙走在大學校園，沙灘上能看到比基尼，影院里回蕩著好萊塢的配樂，整個國家正雄心勃勃地宣稱要在十年內“趕上歐洲”。

這巨大的反差，并非橫跨千年的變遷，而僅僅發生在四十年間。

一代人的時間里，一個文明完成了一次驚心動魄的急轉彎，從面向蔚藍大海的現代化航程，猛然掉頭，駛回了宗教律法的厚重迷霧之中。

這不僅是波斯的故事，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所有古老文明在現代化浪潮中面臨的撕裂、陣痛與可能墜入的深淵。

▌金色年代的背影：那個幾乎“趕上歐洲”的波斯

波斯地區是最古老的文明發源地之一，自公元前3200年左右在底格里斯河東岸建國，先后被亞歷山大、古羅馬、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征服過。

公元6世紀，波斯被阿拉伯人統治，阿拉伯語成了通行的語言，伊斯蘭教取代拜火教成為國教。

到了19世紀，它成為了英、俄的殖民地。

1921年禮薩·汗上校發動軍事政變，占據德黑蘭，1925年取得王位，建立了巴列維王朝，1935年改國名為伊朗。1941年禮薩·汗遜位，由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

要理解今天的波斯，必須回望那個被稱為“白色革命”的年代。

時間倒流至1970年代中期，波斯是中東毋庸置疑的明星。憑借豐厚的石油收入和激進的改革計劃，巴列維國王治下的波斯正經歷著經濟奇跡。

年均超過10%的經濟增長持續了十數年，德黑蘭的高樓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高速公路連接起主要城市。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波斯的人均國民收入已躋身世界前列，位列第九，高于西班牙、以色列等國家。

數字是抽象的，而生活的細節是具體的。

1963年，波斯女性獲得了選舉與被選舉權。隨后，《家庭保護法》出臺，將女性最低結婚年齡從13歲提高至18歲，賦予女性離婚訴訟權，并限制一夫多妻。

在大學里，女學生比例顯著上升；在醫院、律所、政府機關，職業女性身影隨處可見。

在首都德黑蘭的北部，咖啡館、書店和電影院構成了活躍的市民文化空間，人們談論薩特的存在主義，欣賞波斯古典詩歌，也追逐西方的時尚潮流。

1971年，在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的盛大典禮上，來自全球的政要與名流云集古都波斯波利斯，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自信、開放、正在冉冉上升的區域強國。

《世界報》在1975年1月的社論中豪情萬丈地寫道：“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再過10年或12年，我們將趕上歐洲主要國家的現有生活水平。”

這并非全是空中樓閣。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有一套系統的社會經濟設計。

他將王室大量土地分給無地農民，試圖瓦解封建地主經濟；他興建學校、派遣“知識大軍”下鄉掃盲；他推動工業化，甚至規定企業必須讓工人參與分紅。

他的目標，是打造一個既保有波斯文化傳統，又擁抱現代科技與文明的“偉大文明”。

然而，金色的表面下，裂痕正在瘋狂滋生。

▌裂痕深處：被改革遺忘的與被革命許諾的

“白色革命”創造了繁榮，卻未能公正地分配繁榮的果實。石油財富和急速城市化像一股洪流，裹挾著國家前進，卻也將無數人沖到了岸邊。

大量農民在土改中獲得了土地，卻因國際糧食進口沖擊和缺乏農業技術而再次陷入貧困。他們涌向城市，卻發現德黑蘭光鮮的高樓背后是骯臟的貧民窟，自己難以融入那個新興的、西化的市民社會，反而遭受歧視。

更關鍵的是，這場由國家強力推動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粗暴地撞擊著延續千年的社會結構與信仰網絡。

在波斯廣大的鄉村和城鎮傳統社區，毛拉（宗教教師）不僅是精神導師，更是實際的社會組織者、糾紛調解人、貧困救濟者。

巴列維的改革，特別是將司法與教育體系從宗教機構手中剝離，直接觸動了宗教階層的權力根基，也讓許多依賴傳統社區網絡的普通民眾感到不安與失落。

禍梅尼，這位當時被流放于伊拉克、后來在巴黎的宗教領袖，精準地捕捉并放大了這種不安。

他的話語體系簡單而極具煽動力：國王是美國的走狗，西化是道德的墮落，繁華是腐朽的象征。

他許諾一個回歸純凈伊斯蘭教法、實現社會公正的“真正”的伊朗。對于在現代化浪潮中感到眩暈、被拋棄的底層民眾而言，這套話語提供了清晰的敵人、明確的身份和崇高的道德歸宿。

與此同時，巴列維王朝自身的腐朽加速了它的崩塌。王室的窮奢極欲是公開的秘密，腐敗在官僚體系中蔓延。

為了鎮壓反對聲音而建立的秘密警察“薩瓦克”，以其殘酷手段制造了廣泛恐怖，不僅針對宗教反對派，也鉗制著知識分子和市民社會的喉舌。

于是，一個詭異的局面形成了：最支持現代化、世俗化的城市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既厭惡國王的磚制與腐敗，又恐懼霍梅尼的宗教極端。當革命的洪流最終來臨，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了沉默，或是逃離。

1979年，洪流決堤。

巴列維國王倉皇出逃，禍梅尼凱旋歸來。革命以其純粹的、排他的激情，迅速重塑了整個國家。

歡呼的人群可能沒有立刻意識到，他們迎來的不僅是一個新政權的誕生，更是一場涉及每個家庭、每個人日常生活的全面倒退。

▌面紗之下：系統性倒退與個體的慘痛代價

革命的轉向是迅速而徹底的。

禍梅尼回國后不久便宣布：“婦女不應裸露羞體，她們必須戴面紗。”

這不僅僅是一條著裝規定，它是一個象征，標志著整個社會運行邏輯的切換。

音樂、電影、舞蹈、繪畫等“非伊斯蘭”藝術形式受到嚴格審查或禁止。

民法被伊斯蘭教法取代。一夜之間，女性從辦公室、法庭和大學講堂被大量勸退，她們的公共空間被急劇壓縮。

法律的倒退是系統性的。

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從18歲驟降至9歲（根據伊朗民法第1041條，經父親或祖父同意，女孩可在9歲結婚）。一夫多妻制重新被明確允許。丈夫可以單方面、無需理由地與妻子離婚，而女性提出離婚則困難重重。在法庭上，一個女性的證詞效力僅等同于半個男性。

這些冰冷的法條，落在具體的人生上，便是無法承受的慘痛。

瑪士達·雷扎伊，來自北部山村的女孩。她11歲時，被父親像貨物一樣，賣給一個35歲已有三房妻室的男子做第四任妻子。

擺在她面前的，是一個被圈養、不停生育、女兒將來可能被同樣賣掉的未來。

這個11歲的孩子，選擇將煤油澆在自己身上，點燃。全身重度燒傷、毀容，歷經昏迷與羞辱后，她僥幸逃離，最終在英國獲得庇護。

然而，那位35歲有三個妻子的男人，毫無疑問會繼續花錢買第四個女童。

而雷扎伊的父親會繼續生女兒，然后出賣未成年的女兒。這樣的父親在波斯，不算畜生，而是一個仁慈的父親，只有女兒的自焚，叛逃，才讓他家族得以蒙受恥辱！

說仁慈，是因為他父親為了挽回家族榮譽，可以親自砍下雷扎伊的頭，懸掛在村頭示眾，這叫做“榮譽謀殺！”

在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榮譽謀殺，不過稀松平常！

她的故事極端，卻絕非孤例。

根據伊朗官方統計，2020年全國有超過16000名15歲以下女孩結婚，其中約2000人不滿10歲。

公共空間的禁錮同樣以生命為代價。

2019年，29歲的女孩莎哈·霍達亞里，只因女扮男裝進入足球場觀看心愛球隊的比賽被捕。面臨牢獄之災，為了抗議，她在法院門外自焚。

燒傷面積達90%的莎哈，忍受了一周的無盡痛苦之后離世了。

她的死引發了國際社會的譴責，卻只換來了波斯當局更嚴厲的封鎖：沒收遺體、禁止公開葬禮、威脅其家人。聲援她的女演員被捕，下落不明。

一種名為“石刑”的古老刑罰被保留，用于處罰“通奸”等罪名。

受刑者半身被埋入土中，由人群用石塊活活砸死。

行刑現場有時如同節日，人們爭相前往，參與這場“凈化道德”的集體暴力。

法律、道德、暴力，在此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將個體，尤其是女性，牢牢鎖在教條與傳統之中。

▌沉默的燃燒：經濟困局與新一代的質疑

四十年的政教合一統治，并未兌現其關于社會公正與經濟自立的承諾。

相反，由于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核問題引發的長期國際制裁、以及革命后經濟政策的僵化與低效，波斯的經濟困境日益深重。

2025年，即便按官方承認的數據，通貨膨脹率也高達42.3%，食品價格暴漲72%。

曾經的中東富裕之國，如今許多普通家庭為面包和醫藥發愁。

統治階層將大量資源用于支持海外代理人勢力，黎巴嫩真主黨、胡塞、哈馬斯。

在國內則強化革命衛隊等強力機構的特犬，這些衛隊控制著龐大的商業帝國，與民生疾苦形成刺眼對比。

每當不滿積累爆發，當局慣用的手段是有限的福利補貼與嚴厲的鎮壓相結合，“安撫大多數，嚴懲一小撮”。

然而，水壺終究有燒開的時候。

近年來，波斯的街頭抗議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

2017年、2019年、2022年，浪潮一次次涌起。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抗議者的訴求迅速從“面包和工作”的經濟口號，升級為“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只要為波斯”的政治訴求，直至出現“沙阿萬歲”（指被推翻的巴列維國王）這種直接挑戰現行體制根基的呼聲。

超過60%的波斯人出生在1979年革命之后，他們從未經歷過巴列維時代，卻通過互聯網看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也看到了自己國家被塵封的過去。

那些黑白歷史照片上不戴頭巾、笑容燦爛的女性，對他們而言，不是政治符號，而是另一種可能生活的驚鴻一瞥。

女性，再次站到了抗爭的前沿。

她們在街頭摘下頭巾，掛在竿頭揮舞，稱為“頭巾革命”。年輕女孩在社交媒體發布跳舞的視頻，盡管深知可能招致道德警察。

她們用身體和行動，對禁錮了她們一生的規訓，做出最直接的抵抗。那張用領袖畫像點煙的照片，正是這種沉默而熾熱抵抗的絕佳隱喻：沒有激烈的對抗，只有一種將神圣權威化為日常灰燼的、充滿蔑視的平靜。

BBC稱，波斯31個省份中的至少17個爆發了示威。

1月7日，流亡美國的巴列維王儲向國內的警察和軍人喊話說，這是歷史時刻，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保護人民，不要與毛拉政權這艘船一起沉下去。

據稱已經有超過5萬名軍警系統人員通過秘密渠道，與巴列維王儲取得聯系。

▌文明十字路口的鏡鑒

波斯四十年的歷程，是一部沉痛的現代啟示錄。

它告訴我們，歷史的進程并非總是線性向前的“進步”，劇烈的倒退完全可能發生在一個科技昌明的時代。

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悖論：當一場現代化改革過于急速、且與磚制腐敗相伴時，它可能親手催生出一股強大的、以回歸傳統為號召的反現代化力量。

巴列維的“白色革命”企圖用經濟飛躍取代深刻、包容的政治與社會變革，結果撕裂了社會，為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鋪平了道路。

它更提醒我們，文明最珍貴的成果，個人的權利、思想的自由、性別的平等、藝術的表達，是多么脆弱。

這些需要數代人篳路藍縷、點滴爭取而來的東西，可能在一紙法令、一夜之間被剝奪殆盡。

而當系統性倒退發生時，最先被犧牲、承受最沉重代價的，往往是最弱勢的群體，尤其是女性和兒童。

今天，在德黑蘭的街頭，面紗依然是強制。

但面紗之下，是數百萬顆不甘被定義、被禁錮的心。那個用畫像點煙的女子，那些在足球場外觀賽時終于被允許入場就坐的女孩，那些在秘密派對里播放音樂起舞的年輕人，他們是在用最微小的方式，守護著一點人性的微光，一點對自由的記憶與想象。

波斯的悲劇在于，一個孕育了燦爛波斯文明、曾試圖擁抱整個世界的古老民族，卻為自己戴上了最厚重的枷鎖。

它的掙扎在于，無論枷鎖多么堅固，人類追求自由、尊嚴與美好生活的天性，如同石縫中的種子，永遠在尋找陽光。

這不僅僅是波斯的故事，這是所有文明古國的鏡子。

守護開放、包容與理性，警惕任何許諾以單一真理取代多元繁榮的極端呼聲，是我們從這個悲傷故事中能獲得的最重要警示。

文明的前行，如逆水行舟，每一步都需警惕，每一步都值得守護。因為，那被面紗遮蔽的，從來不只是頭發，更是一個民族望向未來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