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5日拂曉,海淀區氣溫微涼。總政機關值班室的電話驟然響起,話筒另一端傳來噩耗:83歲的原中顧委委員曠伏兆,昨晚在解放軍總醫院停止了心跳。幾乎沒過多久,河北保定方向的一輛越野車便啟動,81歲的劉秉彥執意坐在副駕駛,他只說了一句:“得趕在吊唁人多之前,到老曠家里談件舊事。”
車程三個多小時,劉秉彥抵達西城區一棟樸素的軍產樓。許更生把門打開,淚水未干。屋里擠滿了前來吊唁的干部,氣氛壓抑得連呼吸都顯得多余。寒暄剛過,劉秉彥壓低聲音,“骨灰怎么安置?”話音才落,他怕對方為難,緊接一句,“咱倆五十年前就說好了,還是按當年的約定辦。”
那場約定發生在1945年7月。其時冀中平原烈日灼人,第十軍分區司令部駐扎在蠡縣一個叫南小王莊的高粱地邊。劉秉彥與曠伏兆并肩指揮反“鐵壁合圍”,整天貓在一間土屋里畫作戰示意圖。夜里蚊蟲肆虐,兩人索性躺在門外簸箕口大的稻草垛上乘涼。談到未來生死,曠伏兆說:“要是扔在這片地兒就別折騰,連棺材都免了。”劉秉彥順口接道:“靠著大清河或者永定河,替鄉親們站崗。”兩人笑著擊掌,一旁參謀任子木也附和。沒想到任子木兩個月后在平南支隊的追擊戰里中彈犧牲,只草草埋在溝邊。觸目驚心的教訓,讓這份口頭契約多了分莊重。
曠伏兆對冀中平原有無法割舍的感情,原因遠不止戰斗。1940年春,他第一次到博野縣米南莊調研,發現家家戶戶都有躲避“掃蕩”的“蛤蟆蹲”。腦子一轉,他琢磨出把坑道“織網”的點子:橫向貫通村落,縱向連向河渠,再輔以防煙、防毒、防水。試點一成,敵人晝夜突襲屢屢撲空,劉秉彥打趣:“老曠,這哪是蛤蟆蹲,分明是土里航空母艦。”由此衍生的地道戰、挑簾戰、地雷戰,讓冀中平原成了日軍的噩夢,也奠定了兩位將軍的深厚情誼。
抗戰勝利后,曠伏兆先后任東北野戰軍某縱隊政委、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秉彥赴南京、北平,歷任華北防空軍參謀長、代司令員。崗位不同,年年通信卻未中斷。1955年授銜典禮結束,兩人在北京飯店角落碰杯,臨別互敬軍禮,誰都沒再提“埋骨冀中”的舊話。可每逢清明,兩封信卻準時互換,信封內常常夾著冀中平原的照片,一張是油松,另一張是馬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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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很多開國將軍的墓地統一規劃到八寶山或各省烈士陵園。曠伏兆的干部身份完全符合“進京安葬”的條件,他先后兩次向組織遞交“別勞師動眾”的報告,理由同一句話:“在冀中犧牲的戰士太多,我要留在他們身旁。”審批層層推遲,他也從未松口。劉秉彥暗里拍著桌子嘀咕:“倔脾氣,一分沒變。”
時間回到1996年6月10日。雄縣米家務小學背后的烈士陵園里,曠伏兆的骨灰盒放置完畢。松樹幼苗已栽,兩米來高,樹干筆直。劉秉彥站著不動,好半晌才伸手掐掉最上端的一束嫩枝,“讓它長得更壯實些。”陪同人員不懂緣由,只聽他輕聲說:“樹得幫咱值崗。”這天傍晚,他回到北京,寫下《曠伏兆與冀中松》的短文,交給《解放軍報》副刊編輯,字數不足兩千,卻句句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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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劉秉彥因病離世。遵照遺囑,家人把他的骨灰送到曠伏兆墓旁,間距不到十步。沒有水泥墓槨,沒有大理石碑,只在兩座簡樸的墓標之間種下一棵同齡油松。護林員偶爾路過,總見到兩棵松在風里相互搖曳,枝條方向幾乎一致,像在彼此敬禮。當地孩子對這片小小松林有說不出的好感,把它喊作“將軍崗”,沒人刻意宣傳,全憑口口相傳。
歲月流逝,冀中大地上的玉米一季接一季地綠了又黃。米家務小學重建校舍時,學校專門把教學樓向南挪了十米,只為保住那兩棵松。課間鈴聲里,少先隊員常規整隊伍,向松樹行隊禮。看護園丁總念叨一句老話:“松不認年頭,活一天站一天。”話雖樸素,卻與半個世紀前兩位老兵的承諾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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