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專家魏文烈，舍棄重慶副市長轉投商海，卻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1985年冬，首都銀杏葉剛落，光大集團副總裁魏文烈站在長安街的高樓窗前，突然對同事感慨：“我想換一條路。”這句話幾乎無人當真，因為當時的魏文烈無論名望還是位置，都已是令人艷羨。然而一年后，事態(tài)急轉：他申請回川，組織部門研究后，準備讓他出任重慶市副市長。就在所有手續(xù)即將走完之際，魏文烈再次“跳格子”——要求去香港主持渝豐國際有限公司，并得到批準。這一步，將他推向了金融風暴的中心。

渝豐公司1986年7月在港注冊，注冊資本狹小，卻肩負重慶在港對外窗口的職責。公司剛掛牌，魏文烈便繞過董事會，動用銀行貸款，與日本三和銀行簽下第一筆日元—美元掉期合約。四個月后小賺一萬多美元，他興奮得像高中生拿了滿分卷。渝豐內部有人提醒他：“公司章程禁止投機。”魏文烈擺手：“不過是保值，大家別緊張。”一句輕飄飄的話，讓風險的閘門徹底打開。

1987年至1988年，渝豐在香港股市與外匯市場的成交額扶搖直上。買三菱重工股票，他贏了；染指黃金期貨，他又贏了；于是膽子越捂越不住。為了實時盯盤，他租用路透終端機，請來外匯交易員，租金與工資都是美元計價。到1988年底，黃金和外匯同時掉頭，渝豐虧損63.7萬美元。按理說應當踩剎車，可魏文烈認定“行情總有回頭”，資金投得更猛。1989年度賬面虧損飆到1312.8萬美元，折算人民幣過億，重慶市財政隨之高燒不退。

8月的一天，省紀委收到匿名舉報。談話會上，紀委書記語重心長：“外匯投機風險成倍，你必須立即停止。”魏文烈口頭答應，可轉身仍舊在香港加倉。重慶市政府副市長劉志忠特地趕到香港，十一小時面談：“再做，只準小于一千萬美元，還得報批。”魏文烈含笑點頭，背后卻迅速把倉位拉到兩億多美元。新鴻基金業(yè)的記錄顯示，僅1989年10月至1990年初，單筆超額合約七十余筆，最大一筆達360億日元。

1991年6月，渝豐虧損已累積到六千萬美元。重慶每年為此償息五百萬美元，相當于當時全市財政收入的一個不小窟窿。群眾質疑聲四起，重慶市政府不得不派審計組進場。審計報告揭開了黑洞：1986年到1991年，魏文烈共下單七十億美元，最終凈虧一千八百多萬美元。虧損只是冰山一角，更觸目的是利益輸送。

魏文烈有一子一女，均在美國求學。1989年6月，兒子魏強畢業(yè)即被安排進渝豐美國子公司富吉，起薪三萬美元，兩個月后升財務總監(jiān)；1990年春節(jié)剛過，升副總裁，工資漲到五萬美元，比同公司業(yè)務骨干整整高出一倍。那年年底，他又一次簽字給兒子額外發(fā)放近兩萬美元“項目補貼”。同時間，他拍板以一千三百萬美元收購一家只值九百萬美元、且技術落后的加拿大激光打印公司，反對意見如潮，他置若罔聞。11月，女兒魏偉被直接空降到該公司，年薪三萬六千加元。1991年4月，打印公司告負四百多萬美元關停，魏文烈又將其“外殼”改名為富吉加拿大公司，讓兄妹倆雙雙進入董事會，風險卻全部留給渝豐。

除了輸送職位與高薪，魏文烈本人亦在美國西雅圖購置別墅和豪車。財產登記寫的都是個人名字，他對同事解釋：“國外只認私產，沒辦法。”在北京、重慶均有住房的情況下，他常常入住五星級酒店，每晚上千美元，開支直接計入公司待攤費用。財務部門提出異議，他留下一句“公關需要”便不再討論。

1992年8月，檢察機關對魏文烈立案。有人替他辯護：“香港市場允許外匯買賣，渝豐屬資本主義經營模式，不能用大陸法律評價。”更有人美化他“放棄副市長職位，一心為國經營”。然而事實清晰：渝豐章程明令禁止投機；更關鍵的是，所有損失皆由重慶財政兜底，與私人投機無異。檢方以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罪名將其移送起訴。

案件移交法院前，魏文烈曾有一句自辯：“我已五十八歲，沒貪污一分，虧了錢也是為國家搏。”聽上去義正辭嚴，實則掩蓋了制度與監(jiān)督的真空。站在當年那堆堆賬本之上，動輒以億為單位的負債赤裸裸寫著代價：地方財政緊縮、市民福利縮水、企業(yè)項目被迫延期。在重慶經濟最吃勁的年月，6000多萬美元本金加500多萬美元利息成為壓在城市胸口的大石。

司法程序啟動后，各方呼聲漸趨平靜。隨著真相披露，渝豐公司不得不出售部分資產、裁撤海外子公司，以求止血。魏文烈的豪宅與車輛被查封，兄妹二人被要求離開富吉公司，更多的后續(xù)清理工作仍在繼續(xù)。最慘痛的是資金黑洞造成的連鎖反應：若干地方項目因缺口被迫停工，銀行信貸趨緊，中小企業(yè)融資更難。

有人從此案得出教訓：政策空白與監(jiān)管真空疊加個人野心，后果不言而喻；也有人注意到，層層提醒卻無人真正剎車，同樣值得警惕。渝豐被定位為“社會主義所有、資本主義經營”的實驗窗口，本是改革的一步棋，可執(zhí)行層面沒有閘刀，棋局就走成了死角。魏文烈沒有侵吞國庫，卻把財政推到險崖，性質之惡并不比貪腐輕。

案卷最終送達法院，結局已無需多言。當年那句“我想換一條路”，到頭來讓重慶背負巨額利息，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更讓外界明白：再宏大的頭銜、再光鮮的履歷，只要監(jiān)管掉鏈子，就可能變成災難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