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26：全新的大周期正在開啟

文/吳晨

2026年將呈現出哪些特點？可以概括為兩個關鍵詞：不確定性與可能性。

不確定性不言而喻。一邊是以“做交易”為行事邏輯的特朗普持續打破全球既有秩序：以自我為中心、以利益為上，政策缺乏持續性，全世界都需要適應他的多變。如果說這種不確定性更多體現為隨個人偏好起伏的“隨機波動”，那么，技術狂飆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其背后則蘊含著多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是AI泡沫的破裂。歷史上的技術浪潮，大多經歷過膨脹與破裂的過程，AI不可能例外。但如果放長時間尺度來看，我們仍處在AI發展的1.0階段，類似于世紀之交的互聯網1.0時期。因此，即便泡沫破裂，也不會改變AI長期進化的方向。

另一種可能性，是AI對職場帶來的巨大沖擊。2026年是AI Native（AI原住民）畢業的第一年。他們也是第一批在GPT環境中成長起來、同時又目睹入門級工作被大規模替代的一代人。AI將如何重塑職場，2026年或將給出初步答案。

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iPhone時刻與諾基亞危局，或許是理解不確定性與可能性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新技術只有抵達“iPhone時刻”，才能真正改變消費者行為；而在位者一旦誤判趨勢，往往會從巔峰迅速墜落。“門口的野蠻人”，正是這一新舊更替過程的隱喻。

類似的戲碼仍在反復上演。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與AI狂飆所帶來的可能性交織在一起，將共同塑造2026年的發展脈絡。而要真正看清這一趨勢，我們需要重新校準對世界的認知。

一、校準認知的三個框架

校準的前提在于：世界運行的方式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舊有的判斷框架正在失效。

過去，人們往往首先按照意識形態來劃分陣營。但意識形態已難以有效描述一個經濟體的真實運作方式及其增長路徑。新的劃分方式，更應基于發展動能與創新能力。

第一個有啟發性的框架，是用“工程師治國”與“律師主政”來區分中美的增長模式。工程師思維強調長期主義，在“干中學、學中干”中積累流程性知識，從追趕走向超越。這一思維體現在產業政策、供應鏈能力、工程能力和持續科研投入等多個維度，共同推動發展螺旋式上升。

相比之下，律師主政更偏向于對存量經濟與既得利益的保護，一旦走向極端，反而會抑制增長。美國房地產市場中的“鄰避”現象便是典型案例：在最有發展潛力的地區，中高密度住宅難以建設，供給長期滯后于需求，房價與租金飆升，加劇了貧富分化，也削弱了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第二個框架，是重新理解“有為政府”。有為政府至少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具備長期戰略規劃能力，能夠持續思考未來發展的重心；二是擁有集中與調動資源的能力，同時避免陷入僵化的計劃邏輯，善于通過競爭激發創新；三是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為顛覆式創新掃清障礙。從工業革命時期英國打破行會壟斷，到美國對標準石油的反壟斷實踐，背后都體現了有為政府的作用。

第三個框架，是強化“酷元素”。如果說有為政府代表著新時代的集體主義，那么酷元素則更強調多元、個性與吸引力。酷至少包含三層含義：其一，是年輕人真正喜歡、并能通過媒介廣泛傳播的文化形態；其二，是以黑科技為核心的技術突破；其三，是能夠跨越語言與文化的普遍共鳴。

技術始終是最核心的酷元素。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智能手機通過高度個性化的連接方式，深刻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由此推演，AI所帶來的超級定制化影響，將更加深遠。與此同時，酷也往往能夠超越文化邊界。《寄生蟲》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共鳴，正是因為它對大都市貧富差距的觀察，觸及了不同社會的共同經驗。

基于發展動能、有為政府與個性張揚這三個維度，我們需要完成一次認知校準，并據此分享我對2026年的五大展望。

二、展望一：再平衡的世界，G2是主角

我們可以用“再平衡”來理解未來全球格局的變化：世界正在從西方長期主導，轉向東西方在權力與財富上的相對均衡狀態。具體而言，是東方，尤其是中國，在經濟、科技與全球影響力上的持續上升，而西方相對放緩，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回歸到19世紀之前的多中心狀態。這種再平衡，是對過去500年西方擴張與主導格局的系統性調整，也將動搖建立在技術、科學與軍事優勢基礎之上的進步宇宙觀。

再平衡世界中的主角是G2，即中美這兩個大國。再平衡使兩個大國得以在相互平等的審視中，展開面向未來的博弈。中美之間既互為鏡像，也互為啟發，這種關系有可能推動兩國在競爭中的相互學習與相互理解。

中美的互為鏡像并不難理解。中國是“曾經的美國”——全世界的制造大國（二戰前后的美國曾擁有令人震撼的制造能力）；而未來的中國，也需要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美國”，成長為消費大國，把規模可與美國相當的龐大國內市場真正盤活。

中美的互為啟發，則體現在雙方正在面對的結構性調整上：中國需要更多消費，美國需要更多制造。但在AI時代，制造業回流的意義已不再是重建傳統藍領就業，而在于維持工程能力與技術更新的連續性，從而延續長期發展動能。

再平衡同樣體現在全球對中國創新的重新認識上。幾年前，外資的主流策略是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將中國市場定位為“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國，為中國）。如今，這一策略正逐步轉向“In China for the World”（在中國，為全球）。一些歐洲車企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學習中國在智能化與數字生態方面的經驗，正是這一轉變的體現。西方有句諺語：“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如果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恰好描述了這一現實。

再平衡也面臨兩方面挑戰：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在位者如何克服進取者可能取而代之所帶來的心理失衡；二是轉軌問題，即進取者從跟隨走向引領，必須調整自身的發展模式，日本與歐洲都是前車之鑒。

這同樣要求西方，尤其是美國，重新評估自身與中國的關系。美國正在打破其在二戰后主導建立的全球貿易與金融秩序，因為它已不再愿意承擔領導者所需付出的責任與成本。未來，全球貿易與金融秩序將如何重塑？中國又將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體現自身的領導力？

領導力并非簡單等同于軟實力。它不僅關乎價值觀，更體現在制定規則與承擔責任的能力上。這種責任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規則制定與執行中具備明確的利他屬性，例如對外投資應讓被投資國真正獲得發展紅利；其二，具備技術引領能力與務實、能干的行動力；其三，在創新層面探索超越西方、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增長的新模式。

與此同時，再平衡也要求中國構建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敘事。西方關于發展的敘事，往往帶有居高臨下、布道式的色彩；而中國的發展敘事可以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經驗更為晚近，更具可學習性；另一方面，中國也能夠將新技術與發展目標、社會責任目標（如綠色、環保）結合起來，不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再平衡，是下一個25年的起點。它標志著中國從追趕走向創新、從跟隨邁向引領。這一過程，需要維持開放的全球秩序，防止封閉與保護主義回潮。科學、開放、貿易與多元，應當成為再平衡時代的基本特征。

三、展望二：創造力的時代

AI已經開始取代大量入門級白領工作，這對知識工作者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

美國創業公司帕蘭蒂爾的CEO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將當下的白領體系形容為“會議工業共同體”：大量流程性工作——會議、匯報、對齊——被用來維持組織運轉，而非真正創造價值。當AI接管這些重復、低效的勞動，其核心意義在于節約時間，把人從無效忙碌中解放出來，迫使組織重新思考：人真正應該做什么。

盡管AI會取代大量白領崗位，但它也開啟了一個創造力重新成為稀缺資源的時代。關鍵問題在于：人與AI的根本差異在哪里？

第一是直覺。

直覺是一種在信息尚不充分時，對異常的快速感知能力。匈牙利醫生塞麥爾維斯在提出消毒理論時，正是憑直覺意識到產褥熱與醫生雙手之間的關聯，盡管這一判斷在當時缺乏系統數據支持，卻最終改變了醫學史。

第二是想象力。

想象力的本質，是認真對待“尚未發生、但可能發生”的情景。人類能夠跳出既有路徑，探索未知方向；而機器只能基于歷史數據進行推算。真正的顛覆式創新，往往源于對未被驗證可能性的想象，而非對既有模式的優化。

第三是情緒。

情緒并非理性的對立面，而是一種風險預警機制。恐懼提示我們接近認知邊界，需要放慢腳步；憤怒則表明選擇空間正在收縮，可能需要非常規決斷。情緒幫助人類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中及時修正方向，這是純理性系統難以替代的能力。

第四是常識。

常識意味著知道自己不知道，甚至能夠反思“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機器之所以會產生幻覺，正是因為缺乏這種自知之明，只能通過拼接信息給出看似完整的答案。而常識恰恰提醒人類，有些問題不應急于求解。

從學習方式上看，這也是人與AI的重要分野。AI依然是高度目的導向的“做題者”，而人的直覺與想象力，往往源于非目的性的探索——出于好奇，而非為了求解。這使人能夠在數據尚未顯現之前，捕捉到變化的方向。

因此，在AI時代，真正稀缺的已不再是知識本身，而是將知識轉化為判斷、洞見與創造的能力。

是什么讓工作變得有趣？

這個問題，將成為創造力時代最值得反復追問的問題。

四、展望三：顛覆注意力經濟

從PC到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大的轉變在于從“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由此催生了強大的注意力經濟。個人在互聯網上的行為數據與算法推薦，成為平臺快速發展的飛輪。表面上看，用戶享受到了免費的服務，但實際上，人的注意力才是平臺出售給廣告商的商品。

注意力經濟帶來了電商、流量經濟與達人經濟的繁榮，也引發了上癮、認知窄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果說AI在職場中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消滅無聊的工作、釋放時間用于創造力，那么在商業場景中，AI同樣正在顛覆注意力經濟。

這種顛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對時間的極大節約。

人們將不再愿意把大量時間花在搜索上，無論是搜索信息還是搜索商品。AI正在快速蠶食傳統搜索引擎的使用場景，它不僅能夠直接給出答案，還可以根據不同用戶需求提供解釋。電商則是下一個極有可能被AI智能體重塑的領域：導購智能體將傾聽用戶需求，比較不同產品的規格與價格，給出推薦，甚至直接完成支付。

這將從根本上動搖注意力經濟的邏輯。過去，平臺通過搜索廣告、信息流和達人帶貨來爭奪人的注意力，并由此形成高度依賴時長、甚至令人上癮的商業模式。未來，它們需要爭奪的將是AI的注意力。一個明顯變化，是生成式引擎優化（GEO）的興起——品牌開始研究如何被AI智能體“理解”和“推薦”，而不只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

第二，是互聯網與APP生態的重構。

當信息搜集與決策越來越多由AI智能體完成，網站與APP原本以“吸引人停留”為目標的可視化設計，將逐步讓位于結構化、可調用的數據接口。真正重要的，不再是頁面是否好看，而是信息是否能夠被高效理解與調用。

圍繞這一變化，新的技術規則正在浮現。

AI初創公司Anthropic提出的MCP（Model Context Protocol），為智能體制定了直接調用數據與服務的通用規范，使大量原本依賴網頁與APP界面的操作，能夠在后臺完成。

谷歌提出的A2A（Agent-to-Agent）協議，則進一步指向智能體之間的協作，認為未來復雜任務將由多個專業智能體分工完成，而非由單一系統承擔。

這些探索指向同一個方向：當智能體成為主要“用戶”，互聯網的核心競爭力將從“爭奪注意力”，轉向“高效解決問題”。

注意力經濟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商業模式，可謂“得流量者得天下”；而AI智能體正在開啟一場深刻的效率革命。誰能更高效、更精準地幫助用戶完成任務，誰就掌握了AI時代真正的入口。從網站，到APP，再到智能體，人機互動的形態仍在持續演進。

五、展望四：相對論的世界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相對論的世界：相對于過去幾年全球對安全的高度強調，發展再次成為重點；相對于機器批量處理信息的高效率，人應當更多投身于探索未知的低效工作；相對于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的傳統商業模式，AI正在引入一個知識普惠、賦能消費者的時代，使依賴信息差牟利的空間不斷收窄。

所謂相對論的世界，本質上是一套在動態比較中認識自我、定位未來的方法論。在地緣政治充滿不確定性、AI狂飆帶來深刻變化的時代，任何國家或現象都無法被孤立理解，其特質、優勢與問題，只有在與其他主要參照系的對比與映照中，才能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

這種相對性，也體現在不同類型資本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變化之中。金融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在任何一個時間點都不可能平起平坐；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它們會呈現出相對充裕或相對稀缺的狀態，從而決定增長方式與制度選擇。

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初期，人力資本——尤其是受過基礎教育但成本較低的非技能勞動力——相對充裕，自然資本也較為豐富。充裕意味著廉價，這推動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發展，也使“先污染、后治理”成為可能。相反，當時金融資本高度稀缺，需要引進外資；高質量人力資本同樣不足，經營管理人才亟需向外學習。

經過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這一結構已經發生變化。金融資本不再稀缺，自然資本卻日益稀缺，這正是強調“綠水青山”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現實基礎，也是歐美政府與企業在過去二十年中更加重視自然資本的原因。自然資本的稀缺，直接推動了對新能源、減排和環保產業的持續投入。

在AI快速推進的背景下，四類資本將再次發生顯著調整。首當其沖的是人力資本，其價值面臨被重新定價的壓力：無論是零工經濟中高度同質化的個體，還是知識經濟中的入門級崗位，以及企業組織中的中層管理者，都將受到普惠型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廉價勞動”沖擊。

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人力資本的培養方式。當知識日益豐裕、普惠且廉價，如果教育體系仍沿用匱乏時代的流水線式標準化產出，以及過早篩選的單一評價機制，就容易損傷內驅力，削弱整體多樣性，不利于創新型人力資本的形成。換言之，在AI時代，當知識變得廉價，智慧反而更加稀缺。

與之相對，社會資本可能迎來升值。社會資本指信任、協作網絡、人際關系與社區歸屬等無法被AI替代的人類特質。在AI批量處理標準化任務的時代，人的創造力、復雜溝通能力、建立信任與應對模糊問題的能力，將變得愈發重要。而這些能力的形成，依賴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而非人與AI之間的虛擬互動。因此，能夠提供真實社會互動、增強參與感的社區與社群，其價值將持續上升。

凱恩斯在1930年曾預測，隨著生產力大幅提升，到2030年前后，人類每周平均只需工作15小時。現實的發展路徑并未完全印證這一判斷：移動互聯網反而進一步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延長了工作時間。以美國為例，白領工時并未縮短。

然而，當AI深度參與工作流程，替人們完成大量低效任務，并顯著提升知識工作者效率時，時間的價值將被重新審視。在一個由AI推動生產力持續提升的未來，每周投入有限時間從事高價值、高創造力的工作，其余時間用于投資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保護自然資本，將成為一種更具可持續性的生活方式。屆時，凱恩斯的判斷，或許將以另一種方式得到回應。

六、展望五：雙速經濟與存量時代

從對樂觀未來的展望回到當下，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中美兩國正面臨著一種相似但成因各異的結構性經濟矛盾——雙速經濟。所謂雙速經濟，是指經濟不同部門以截然不同的速度發展：科技領域和金融市場持續加速，而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與傳統經濟部門卻承受壓力。

在美國，雙速經濟表現為少數精英與普通大眾的明顯分化。一邊是少數高科技產業與精英階層財富的快速增長，另一邊則是普通民眾在生活成本和就業機會上感受到的停滯與壓力。這種情形與一個多世紀前的“鍍金時代”高度相似：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繁榮更多集中于資本市場。

當下，美國的增長動力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股市與AI相關投資，但大多數家庭并不直接參與其中。與此同時，持續的通脹侵蝕了普通家庭的購買力。與2019年相比，食品雜貨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顯著上漲，明顯快于收入增長，生活質量承壓。

中國的雙速經濟困境則更具結構性特征。盡管外部環境復雜、貿易摩擦持續，但出口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整體增長，外貿順差維持在高位。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國內經濟受到房地產長期調整、消費疲軟、信心不足以及青年就業壓力等多重因素影響，復蘇動力不足。

中美雙速經濟的共性在于，加速世界的核心推動力都是AI。AI基礎設施投資、應用場景的快速擴展，以及對能源與算力體系的持續投入，構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加速帶”，盡管圍繞泡沫風險的討論始終存在。

減速世界則呈現出不同面貌。在美國，AI正在加劇職場分化：一方面，頂尖人才借助AI工具進一步放大生產力優勢，獲得更高回報；另一方面，自動化使應屆畢業生和初級白領崗位變得更加脆弱，招聘趨緩、裁員增加。

AI可能取代約50%的入門級白領工作，使年輕人職業階梯的底部不斷被削弱，這一趨勢在中國大學生就業市場上同樣已有明顯體現。但中國的減速世界還疊加了另一重特征，即零工經濟的持續擴張。勞動力結構正從制造業和建筑業，進一步向服務業轉移，大量勞動力涌入即時配送等領域，規模已十分龐大。

雙速經濟的存在，也在倒逼我們重新理解經濟運行的全貌。AI與高科技創新固然重要，但服務業依然是就業與收入的基本盤。推動服務業改革、創造更多穩定就業機會、逐步改善收入預期，應當成為中長期政策的重點方向。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清醒認識到，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存量時代。與“水漲船高”的增量時代不同，存量時代的經濟體量巨大，但增長不再普惠，考驗的不再是膽量，而是能力；機會更加分化，普通人向上流動的難度明顯上升。

存量時代如何破局？答案仍然需要回到更大的周期中去思考。

七、結語：四季輪回看大周期

站在2025年年底回望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人們頻繁談論“大周期”。如果將時間軸拉得更長，中國的增量時代，可以用春夏秋冬的四季來理解。

1978年至2001年是春天。改革開放釋放了長期制度紅利，企業在這一階段完成原始積累，只要專注于質量與效率，就能持續生長。

2001年至2010年是夏天。加入WTO后，全球化浪潮推著中國高速前行，增長幾乎覆蓋所有領域。

2010年至2020年是秋天。早期播種的企業開始集中收獲，增長邏輯從做產品轉向做品牌，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

2020年至2025年進入冬天。 這是一個優勝劣汰、考驗韌性且高度分化的階段，增長不再普惠，個體和企業差距迅速拉開。

在這樣的階段，當越來越多的人感嘆日子不好過，關鍵或許不在于反復討論外部環境，而在于判斷自己是否仍停留在正在被淘汰的軌道上，以及是否具備完成位置轉換的能力。

理解中國增量時代的周期，有助于理解企業與個人的生命周期。順勢而為與把握時機始終重要：春天播種，夏天成長，秋天收獲；而在周期已轉向時仍沿用舊路徑，往往意味著錯配。

展望未來，新一輪四季輪回正在開啟。新的大周期，需要新的定位：既要全力擁抱AI技術浪潮帶來的結構性機會，也要適應G2格局下全球博弈的不確定性。當我們走向2026—2030年的新“春天”，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一次的氣候與土壤已不同于過往，唯有更多探索與創新，才能完成真正的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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