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唯一沒被罵過的皇帝，去世時汴京城哭了3天，遼帝都為他穿孝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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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理學家邵雍晚年在洛陽閑居時，曾寫過一句直白得像家常話的詩：“生民不識兵戈事，四十余年見太平。”

這句詩里的太平，不是文人筆下的粉飾，而是宋仁宗趙禎統治42年里，普通老百姓最真實的生活：關中的農夫能安心種滿兩季麥子，汴京的小商販賣貨不用怕官兵尋釁，連蜀地的蠶農都敢把絲帛運到東京賣個好價錢。

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史里，皇帝的標簽往往是威權征伐，但能讓仁字成為自己的謚號（注：宋仁宗的廟號是仁，古代帝王廟號用仁者，趙禎是第一個），能讓死后百年還有百姓自發立祠祭祀，千年后提起仁宗盛治仍有人唏噓的，只有他。

為什么宋仁宗到底有多仁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來聊聊～

廟號里的天花板：仁字有多金貴？

古代皇帝死后，子孫要給個廟號，相當于用最簡潔的字，概括他一輩子的功過。比如開國的叫太祖（如宋太祖），打天下的叫太宗（如唐太宗），守成有作為的叫世宗，但仁不一樣，它不是功績標簽，是道德圖騰。

按照《逸周書?謚法解》（這是古代給謚號、廟號的字典），仁的定義是：“親親尊尊，安仁立人”，既要愛自己的親人，也要尊重天下人；既要自己行仁道，還要讓別人能活成人樣。但問題是：歷朝歷代，有幾個皇帝能做到？

宋朝之前，沒有一個皇帝的廟號帶仁。漢惠帝夠仁厚吧？廟號是孝惠；漢文帝夠賢明吧？廟號是太宗；就連唐太宗李世民，開創貞觀之治，廟號也只是太宗。

不是他們不好，是仁的標準太高，高到要擊穿君主權威的外殼，把人的位置放到最前面。

直到宋仁宗趙禎去世，大臣們咬著筆桿子商量了半年，終于把仁字刻在了他的廟號里。這一寫，就寫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仁宗，不是湊數，是真的配得上。

宋仁宗的仁

宋仁宗的仁，從來不是喊口號，是對人的尊重，滲透到了權力的每一個縫隙。

比如包拯噴他一臉唾沫星子的事，《宋史?包拯傳》里寫得明明白白：包拯當監察御史時，彈劾仁宗寵妃張氏的伯父張堯佐庸碌無能，卻占著三司使（財政部長）的要職。

朝堂上，包拯越說越激動，唾沫星子直接噴到仁宗臉上。換做別的皇帝，早拍桌子喊拖出去了，可仁宗呢？他一邊用袖子擦臉，一邊聽包拯把話說完，最后還真的撤了張堯佐的職位。

后來包拯變本加厲，又彈劾張堯佐兼領四職（同時當四個官），仁宗有點不耐煩：“張堯佐是外戚，我用他怎么了？”

包拯立刻反駁：“外戚當政是東漢亡國的根源！陛下要學漢桓帝嗎？”旁邊的諫官唐介也跟著幫腔，仁宗被說得啞口無言，最后咬著牙把張堯佐的職位減到只剩一個虛銜。

他不是怕包拯，是怕徇私這兩個字，砸了仁的招牌。

再比如忍渴的小事，《邵氏聞見錄》里記著，有次仁宗散步，走幾步就回頭看隨從，大臣們納悶：“陛下找什么？”仁宗笑著說：“我渴了，想喝水，但看隨從沒帶水壺，我一問，他們肯定要因為伺候不周受罰，所以忍了一路。”

這不是作秀，是他真的把下人當人看，宮里的宮女犯了錯，他從不下令打板子。御膳房做的飯涼了，他笑著說再熱一下就行。連太監遞錯了茶，他都擺手說沒關系。

《宋史?后妃傳》里提到，仁宗去世時，宮里的宮女太監哭聲震宮掖，不是怕失了靠山，是真的舍不得這個不擺架子的皇帝。

還有對百姓的不折騰，《宋史?仁宗本紀》里記了無數次減賦，慶歷八年，河北鬧水災，仁宗立刻下詔免河北稅租之半。

皇祐二年，四川旱災，他停了自己的御膳珍饈，換粗茶淡飯，還讓大臣們日具災傷事以聞（每天匯報災情），甚至連修宮殿這種皇帝的剛需，他都要算筆賬，想修座小宮殿，一算要花十萬緡（相當于今天兩千萬），立刻搖頭：“夠百姓種幾百頃地了，不修了。”

這些事沒有一件轟轟烈烈，甚至有些婆婆媽媽，但恰恰是這種不把權力當特權的克制，讓宋仁宗的仁成了實錘。

《宋史?仁宗本紀》結尾的贊語，用了八個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什么叫出于天性？就是不用學，不用裝，把尊重人當成了自己的皇帝本分。

這就是正史里的宋仁宗，他不是神，是人；不是完美的皇帝，是把仁做到極致的人；不是開疆拓土的英雄，是讓百姓活過好日子的守夜人。

完美的背后：不是沒缺點，是懂克制

如果說前面的忍是對小事的克制，那宋仁宗的了不起，更在于他連人性里的大欲望都能穩穩按住。

他不是沒有喜歡的人，不是沒有想享樂的心思，甚至不是沒有想任性一把的沖動，但他總能在我想和我該之間，選那個不輕松的選項。

仁宗有個小愛好：吹笛子。《邵氏聞見錄》卷八記了件趣事，仁宗跟宰相韓琦閑聊，突然說：“朕有個秘密，卿等不知道，朕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韓琦笑著問：“那陛下怎么不常吹給我們聽？”仁宗立刻收起笑容：“要是讓外人知道朕天天玩這個，肯定會說朕玩物喪志。我是皇帝，我的喜歡不是個人的事，要是我天天吹笛子，下面的大臣說不定跟著學，誰還用心辦差？”

后來，韓琦勸他偶爾娛樂一下無妨，可仁宗搖了搖頭：“算了，萬一帶壞了風氣，就不好了”。

從那以后，他把笛子藏在寢殿的柜子里，連張美人都找不到，他克制的不是對音樂的喜歡，是不能因為自己的愛好，亂了朝堂的分寸。

連政治上的猶豫，他都克制得讓人安心。慶歷三年，范仲淹上《十事疏》，要“改革吏治、均定賦稅、整頓軍備”，仁宗眼睛一亮，他也想讓國家更強大啊！立刻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全力支持慶歷新政。

可改革才推了一年，就觸了眾怒。權貴們說范仲淹結黨營私，老臣們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甚至有太監在他耳邊嚼舌根：“范仲淹要謀反！”

仁宗動搖了，他不是沒懷疑過范仲淹，不是沒生氣過這些大臣怎么這么麻煩，但他沒像漢武帝那樣滅黨，也沒像明太祖那樣殺頭，而是溫和地收了手：慶歷五年，范仲淹被調去杭州當知州，新政不了了之。

《宋史?范仲淹傳》里說，仁宗還特意賜范仲淹手詔，慰勉有加，賞了他一堆金銀，他克制的不是對改革的渴望，是不能因為改革，亂了朝堂的人心。

有人說仁宗軟弱，可這軟弱里藏著最清醒的帝王智慧，他知道，皇帝的欲望從來不是個人的事。

他不是沒有缺點，而是把皇帝的責任，放在了個人的欲望前面。

就像《續資治通鑒長編》里，他跟大臣說的那句話：“朕雖為天子，也不過是治天下的人，不是管天下的人，這天下的事，要跟你們商量著來。”

老達子說

《宋史?仁宗本紀》的最后，史官寫了八個字：“為人君，止于仁”。

這止，不是停止，是守住：守住權力的邊界，守住對人的尊重，守住皇帝二字最本真的意義——不是統治，是守護。

所謂最完美的皇帝，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