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電影，還差這一部必須補

莊山貝

去年戛納系電影當中，《情感價值》不是最引人注意的。

不過它真的是一部我們需要的電影——在2025年這個極端兩極分化的世界中，它探討了怎么理解他者的視角、怎么在破碎中尋找和解的可能性。

影片的最大特點，是它的敘事策略，導演提爾稱之為聲學或者復調模式。這種策略的核心在于視點的流動性和多聲部共鳴。影片并未將視點局限于單一主角，比如父親古斯塔夫或女兒諾拉，而是讓敘事在不同的家庭成員之間流轉，甚至引入了房屋本身的意識。

這種處理方式打破了主觀和客觀的界限，創造出一種類似音樂對位法的結構。古斯塔夫的自戀與悔恨、諾拉的憤怒與脆弱、阿格尼絲的冷靜與探索，這些角色就如同樂器，共同演奏出一首關于家族命運的悲愴奏鳴曲。

影片通過跟拍長鏡頭、視線匹配剪輯的省略等手法實現了視點的流動，使觀眾不再依附于某一個絕對主角，而是在父女三人及「他者」瑞秋之間不斷切換感知立場。

時間結構上，影片采用非線性敘事，記憶與當下并置，借助黑場、跳切和心理蒙太奇等手段，打破線性時間的束縛。空間則被賦予強烈的隱喻功能，物理空間即心理空間，景深鏡頭與對建筑細節的特寫，反復強調環境與內心狀態的同構關系。

在剪輯美學上，提爾與剪輯師奧利維爾·布格·庫特大量使用了分段式的黑場作為敘事標點。這些黑場在影片前半部分尤為顯著，它們不僅是場景轉換的呼吸點，更象征著記憶的斷裂與創傷造成的心理盲區。

這種碎片化的敘事節奏，是為了模擬PTSD的記憶提取機制——記憶不再是連貫的河流，而是被黑暗吞噬的孤島。

隨著劇情推進，當古斯塔夫開始通過劇本重構過去，以及阿格尼絲通過檔案填補歷史空白時，這種碎片感逐漸被一種新的連貫性所取代，暗示了敘事化本身具有整合破碎自我的功能。

影片的開場非常震撼，是用旁白交代諾拉兒時寫的一篇作文，題目是關于「房子」的視角。在這篇作文中，她想象這座博格家族世代居住的老宅是一個有感知的生命體。她提出疑問：房子是更喜歡里面充滿了人、爭吵和生活，還是更喜歡空蕩蕩的寂靜？

這個開場確立了影片的核心隱喻：建筑是記憶的容器。房子建于19世紀末，有著獨特的深色木材和紅色的裝飾線條，像是一個歷史的幽靈。諾拉在作文中提到房子地基有一道裂縫，這道裂縫在影片中反復出現，既是建筑老化的物理事實，也是這個家庭核心關系破裂的直觀符號。房子見證了古斯塔夫父母的爭吵、母親的自殺、古斯塔夫的離去以及姐妹倆的成長。它不僅僅是背景，它是創傷的在場證明。

斯特蘭·斯卡斯加德飾演的古斯塔夫是一位過氣的著名導演。他的角色原型指向了那種傳統的天才藝術家——為了藝術可以犧牲生活和家庭。「你不能一邊寫《尤利西斯》一邊接送孩子去踢足球」，這句臺詞精準地概括了他的價值觀。

然而，2025年的古斯塔夫面臨著雙重危機：職業危機與存在危機。

他急需一部作品來證明自己尚未被時代拋棄，同時，他在母親去世和自己健康惡化的陰影下，開始反思過去的選擇。他試圖拍攝一部關于自己母親的電影，并邀請關系疏遠的女兒諾拉主演，這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延續。

他試圖通過掌控攝影機，來重新書寫家族歷史，并在藝術中尋求對自己過失的某種「赦免」。他無法直接用語言表達愛或歉意，只能通過劇本中的臺詞作為中介——這既是藝術家的悲哀，也是他唯一的救贖路徑。

雷娜特·賴因斯夫飾演的諾拉是影片的情感風暴中心。作為一名舞臺劇演員，她活在父親巨大的陰影下。她與父親的關系充滿了矛盾：她繼承了父親的才華和敏感，卻也深受父親缺席的傷害。

諾拉的角色曲線經歷了三個階段：拒絕、崩潰與接納。

起初她拒絕出演父親的電影，這是她確立自我邊界的嘗試，她不愿成為父親贖罪的工具。影片揭示了諾拉曾有自殺未遂的經歷，這一秘密被家人小心翼翼地隱藏。

她在舞臺劇排練中的恐慌發作，以及試圖通過與前任發生關系來麻痹自己，都顯示了她內心的破碎。最終同意出演，并非是對父親的屈服，而是通過藝術形式直面自己的創傷，包括自殺傾向。

因加·易卜斯多特·利利亞斯飾演的阿格尼絲，雖然選擇了看似平凡的家庭生活，但她是家族中唯一清醒的歷史學家。

阿格尼絲前往國家檔案館，查閱了祖母卡琳在二戰期間遭受納粹酷刑的證詞。這一發現將家族的私人痛苦與宏大的歷史創傷連接起來。她意識到父親的劇本實際上是對諾拉的懺悔，于是她說服諾拉閱讀劇本。

艾麗·范寧飾演的好萊塢明星瑞秋·坎普，是古斯塔夫為了懲罰或替代諾拉而請來的外來者。瑞秋的功能不僅僅是制造戲劇沖突。她代表了美式商業電影邏輯與北歐作者電影傳統的碰撞。

她試圖用方法派表演去理解一個深受二戰創傷的挪威女性，這種努力既真誠又顯得笨拙且格格不入。正是瑞秋的無法勝任，反向證明了血緣與創傷的不可替代性。當瑞秋無法觸及角色的核心痛點時，古斯塔夫和諾拉都意識到，這部電影只能由諾拉來演，因為那是流淌在她們血液里的共同記憶。

影片的雙重標題提供了理解其主題的鑰匙。挪威語片名「Affeksjonsverdi」是一個帶有法律和經濟色彩的詞匯，通常用于保險理賠，指物品因個人情感依戀而具有的、超出市場評估的價值。

在影片中，這直接指向那座老宅。對于房地產商，它是一塊地皮；對于古斯塔夫，它是資金來源；但對于女兒們，它是不可估量的情感圣地。

英語標題「Sentimental Value」更側重于情感狀態。提爾通過這個標題探討：我們如何將情感灌注進無生命的物體，比如房子、便條、照片當中？

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場景是：諾拉在整理母親遺物時，丟棄了一張寫著「別忘關火」的便條。這張便條是母親癡呆癥的見證。諾拉試圖通過丟棄物體來清除痛苦的記憶，但隨即發現，物體可以被銷毀，但附著其上的「情感價值」卻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

影片展示了創傷的代際傳遞鏈條——

第一代，祖母卡琳，是二戰反抗運動成員，遭受納粹酷刑。戰后因無法處理幸存者愧疚、身體羞恥的創傷，選擇在家族老宅自殺。

第二代，古斯塔夫，在母親自殺的陰影下長大。他繼承了這種被遺棄感，并將其轉化為一種防御性的自戀——通過藝術創作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親密關系。

第三代，諾拉，無意識地重演祖母的命運。她的自殺未遂是家族死亡驅力的顯現。

和解是如何發生的？影片并沒有提供廉價的心理治愈。和解的達成并非通過傳統的談話療法，而是通過認知的重構和藝術的升華。

阿格尼絲在檔案館發現祖母的受刑記錄，讓姐妹倆明白，祖母的自殺和父親的冷漠并非因為「不愛」，而是被巨大的歷史暴力所摧毀。這讓恨意轉化為悲憫。

諾拉最終同意出演電影，并在鏡頭前重演祖母與自己的痛苦。這種心理劇式的表演讓她得以在安全的藝術框架內釋放內心的死本能，從而實現某種宣泄。

諾拉的成長在于她從父親敘事中的客體轉變為主體。在排練中，諾拉最初嘗試用英語念獨白，效果平平；但當她切換回母語挪威語時，情感噴薄而出。這一刻象征著她找回了自己的聲音。她不再是父親劇本的復讀機，而是注入了自己的生命體驗，改寫了角色的靈魂。

影片的結局提供了一個影史級別的元電影時刻，極具深度地回答了「創傷如何和解」這一問題。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諾拉終于走進片場，與父親合作拍攝那場關鍵的戲份。觀眾原以為這發生在那座充滿回憶的老宅里。然而，鏡頭緩緩拉遠，揭示出這并非真正的房子，而是在攝影棚里搭建的布景。窗外的風景是藍幕，房子的二樓并不存在，周圍是忙碌的工作人員和燈光設備。這個揭示并非簡單的穿幫，而是全片最重要的隱喻。

古斯塔夫為了籌集拍片資金，實際上已經賣掉了真正的老宅。新房主已經將房子改造成了毫無生氣的現代風格，剝離了所有的「情感價值」。

這意味著所有人都回不去了。物理上的家園注定消逝，試圖在現實中復原過去是徒勞的。但是，古斯塔夫用賣房子的錢，在攝影棚里重建了記憶中的家。

這象征著只有通過藝術，記憶才能獲得永生。

他犧牲了物質的房子，換取了情感的修復。雖然房子是假的，但諾拉與父親在這一刻的眼神交流卻是全片最真實的瞬間。

在這里，虛構的布景成為了真實情感流動的唯一安全容器。父女倆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對話，卻在虛構的場景中達成了靈魂的共振。

諾拉在布景中完成了表演，并在結束后與父親交換了一個理解的眼神。這標志著她終于走出了家族創傷的循環。

她分清了「戲」與「人生」，不再被過去的幽靈所困擾。

《情感價值》被很多人拿來和英格瑪·伯格曼的作品，尤其是《秋日奏鳴曲》比較。兩者都處理了自戀的藝術家父母與受損子女的關系。

但存在明顯差異，伯格曼的電影往往走向存在主義的絕望和上帝的沉默；而提爾注入了更多的當代溫情和希望。正如有的人說，這是如果伯格曼多一點希望會拍出的電影。

《情感價值》是一部關于如何正確地告別的電影。它告訴我們，家庭創傷的和解不是遺忘，也不是回到過去，而是重構敘事。

古斯塔夫和諾拉通過將痛苦轉化為藝術，剝離了創傷對他人的毀滅性力量，將其轉化為一種具有審美意義和情感深度的「情感價值」。

影片最終傳達的個人成長觀是深刻而辯證的，對于過去，我們必須承認檔案中的真相，直面家族的黑暗；對于現在，我們必須建立主體性，即使這意味著要經歷崩潰和重建；對于未來，我們必須接受物理實體的消逝，并在創造性的勞動中尋找新的連接。

在那個攝影棚的結尾，約阿希姆·提爾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動人的啟示：家不僅僅是一座房子，它是我們與之和解并最終攜帶前行的記憶。

在這個意義上，《情感價值》不僅是2025年最好的電影之一，也是一部關于現代心靈如何自救的影像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