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中,大城市解放往往伴隨著炮火硝煙,可有的勝利卻不靠槍炮轟鳴,反而因一個人的出現、一次特殊的勸說,讓整座城市躲過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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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市,也是國民黨最后的重要據點。蔣介石讓20多萬守軍憑借鋼筋水泥碉堡頑抗,還打算一旦戰敗就破壞城市設施,讓這座經濟中心變成廢墟。解放軍面臨的難題前所未有,既要消滅敵人,又不能毀了上海,陳毅形象地把這仗比作“瓷器店里打老鼠”,難就難在既要捉鼠,又不能碰碎瓷器。
5月中旬,上海戰役打響,解放軍一路推進,25日就解放了蘇州河以南地區。可北岸的楊樹浦一帶還在頑抗,駐守這里的是國民黨第37軍青年軍230師,8000多人的精銳部隊,師長李銑已經潛逃,由副師長許照代理指揮。他們占據著最關鍵的位置——楊樹浦發電廠、自來水廠還有煤氣廠,手里還埋了炸藥。要是強行進攻,這些民生設施肯定保不住,上海數百萬市民的生活得陷入癱瘓,這是解放軍最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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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下午,陳毅來到27軍前線指揮部,聽聶鳳智軍長匯報戰況,得知守軍指揮官是許照時,還特意追問了一遍確認名字,隨后立刻有了主意。他讓部隊趕緊找一個叫蔣子英的人,說這人住在上海,以前是國民黨陸軍大學的教授,許照是他最得意的門生,讓他去勸降準管用。
蔣子英當時租住在建國西路懿園,聶鳳智的電話直接打到了他家。聽說要去勸說許照放下武器,蔣子英一口答應,沒有絲毫猶豫。他不是臨時起意,早在1947年,他就在王昆侖的影響下參與籌建民革上海分會,秘密為迎接解放做事。國民黨撤退前給過他去臺灣的飛機票和船票,他都沒要,選擇留在了上海。而且他早就見過解放軍的紀律,戰士們寧愿整齊地睡在弄堂里也不進民宅,這讓他心里完全有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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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蔣子英就到了27軍總部,當時擔任79師師長的蕭鏡海(原名劉靜海)換上便衣,和他一起坐吉普車往北走。當時外白渡橋一帶還在槍林彈雨,他們得穿過火線,一路上都得小心冷槍,隨時有危險。可蔣子英沒退縮,他心里清楚,這一去不僅是救學生,更是救上海。
見到許照后,蔣子英沒繞彎子,直接縱論局勢、分析利害。其實許照心里早就憋著委屈和失望,不久前他奉命從南京移師上海,途經七寶時遭到毛森部隊的亂槍,愛妻陶蓉當場被炸死,這件事讓他對國民黨徹底寒了心。蔣子英的勸說,既講了師生情,又點透了大勢已去的現實——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頑抗下去只會徒增傷亡,根本改變不了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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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談了整整半天,許照終于松了口。他同意放下武器,還當場下令拆除了埋在水電廠和煤氣廠的炸藥。5月27日上午9時,230師的8000多名官兵全部繳械投降,上海最后一個抵抗的堡壘被攻克,而且沒費一槍一炮。
那天的上海,電燈沒滅,自來水沒停,煤氣正常供應,電話也通暢,工廠照樣生產,市民生活沒受多大影響。解放軍進城時,還能在街燈下追擊殘敵,這在戰爭中簡直是奇跡。要是沒有蔣子英冒著生命危險穿過火線的勸說,要是沒有陳毅精準抓住師生關系的決策,這場勝利不知道要付出多大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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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人問蔣子英的兒子蔣任剛,勸降是在電話里說的還是當面談的,蔣任剛肯定地說,絕對是到現場面對面勸的,網上那些電話勸降的說法都不對。蔣子英為人低調,很少跟家人細說這段經歷,但這段歷史不該被忘記。上海解放后,蔣子英還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曾向圖書館捐贈過自己的藏書,繼續為這座城市發光發熱。
上海解放后,榮毅仁說“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這句話背后,既有解放軍秋毫無犯的紀律,也有蔣子英這樣愛國人士的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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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回頭看,要是當時沒有蔣子英的勸說,要是陳毅沒想起這層師生關系,上海的解放會不會是另一種樣子?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城市運轉,或許在歷史的某個瞬間,就因為這樣一個關鍵人物、一次勇敢的行動,才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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