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刊文：趨于極端化的日本政治及其危害

趨于極端化的日本政治及其危害

樊小菊

近年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急劇膨脹，與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形成“政治共鳴”，試圖通過自我松綁達到實質性修改和平憲法的目的，不斷推動所謂“政治大國”化進程，嚴重毒化日本的內政外交，甚至出現軍國主義復活苗頭，對地區安全與世界和平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內閣支持率不降反升，正是右翼勢力推動日本政治邁向極端化的集中體現。

一

冷戰結束后，日本政治趨于保守，右翼保守勢力逐漸占據政治權力中樞，并將其思想主張不斷轉化為具體政策和行動。

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撕裂和平發展共識。在右翼勢力推動下，歷史修正主義史觀在日本大行其道。這一史觀對內表現為否認日本的侵略、殖民歷史和戰爭罪行，使日本國民擺脫戰敗帶來的恥辱感，重塑民族“自豪感”；對外表現為向國際社會傳播“日本也是受害者”的敘事，注重對美國和歐洲國家表演和解，而對中、韓等亞洲國家尋求歷史正義的主張則采取漠視、抵制乃至對抗的態度。在修正主義史觀指導下，右翼勢力推動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否定東京審判正義性、合法性；篡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歷史，弱化日本青年近現代史教育；打壓進步媒體和有正義感的學者，削弱和平主義輿論聲勢。受此影響，日本戰后長期奉行的“重經濟、輕軍備”的穩健路線不再是政治共識，強軍擴武的右翼路線逐漸占據主流，并得到多數民眾支持。日本共同社近期民調顯示，超過60%的受訪日本人支持高市早苗增加防衛預算。

掏空和平憲法根基，加速擺脫“戰后體制”束縛。二戰后，為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美國對日本進行了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造，其核心是出臺和平憲法。該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故日本國防力量稱自衛隊而非軍隊。支撐“自衛”概念的支柱有兩個：一是“自”，即日本的自衛隊只能保護本國，不能到海外行使武力；另一個是“衛”，即只能在受到對方武力攻擊時才能使用防衛力量，且限定在自衛所需的最小限度內，平時維持的防衛力量也必須限定在自衛所需的最小限度內。日本政府在此基礎上承諾遵守的“專守防衛”原則、“無核三原則”、“武器出口三原則”等，成為使日本戰后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制度保障。右翼勢力為謀求政治、軍事大國地位，一直推動日本擺脫這些制度束縛。2015年安倍晉三政府強行推動國會通過新法案，規定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時，若被認定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便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條款從根本上突破了“專守防衛”原則，實際上推倒了對自衛隊約束的第一大支柱。2022年底，岸田文雄政府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謀求獲得“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第二大支柱也徹底倒塌。高市早苗一上臺，即表明要修改“無核三原則”、解除武器出口限制、設立國家情報局等。以上種種言行表明，日本已經接近實質性掏空和平憲法，即將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

2025年12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面對鐵一般的事實，日本右翼勢力仍在極力否認甚至淡化、美化侵略行徑和反人類罪責。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意味著重犯。各國都有責任和義務督促日本對軍國主義遺毒進行徹底清算，讓悲劇不再重演，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與穩定。圖為當日例行記者會現場。 視覺中國供圖

捏造渲染外部威脅，圖謀實現重新武裝。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視國內和平主義思潮為邁向所謂“軍事大國”的主要障礙，將之污稱為“和平癡呆癥”，對其大張撻伐。同時，大肆捏造、渲染外部威脅，制造危機輿論，為建設軍事大國進行國內動員。日本政府繼而將這些右翼觀點寫入《防衛白皮書》、《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重要官方文件，并通過媒體營造日本安全環境空前惡化的輿論氛圍，為推行強軍擴武政策制造借口。高市早苗上臺之后，將原計劃2027財年防衛預算達到GDP的2%的目標提前完成，推動年度防衛費總額從2022財年的5.4萬億日元躍升到2025財年的11萬億日元，膨脹速度之快，令世人震驚。此外，日本還加緊發展和部署具備先發制人打擊能力的進攻性武器，防衛預算中超過三成被用于遠程打擊能力建設，這將使其可能再次成為真正具有對外攻擊能力的“戰爭策源地”。

兩股極端勢力合流，極右主張加速落地。當今日本政壇，右翼民粹主義日益盛行，并與極端民族主義呈合流之勢。一方面，過去作為“被排斥的極端”的日本右翼民粹勢力，開始以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為師，提出“日本人優先”的政治口號，矛頭直指外國移民和經濟全球化，話語權和政策影響力顯著上升，搖身一變成為“被容忍甚至可依賴的政治力量”。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強勢崛起的參政黨，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黨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擴散反經濟全球化、反精英的極端言論，吸引了大批對現狀不滿的群體。另一方面，從當代日本政治發展過程來看，極端民族主義和右翼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因戰敗受正義約束并急于恢復“正常國家”形態的日本來說，祭出極端民族主義大旗成為重要的政治手段。極端民族主義主張恢復戰前國家意識形態，迎合日本部分選民迷戀“帝國榮耀”心理，并在網絡上頻頻攻擊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制造和渲染各種“威脅論”。近期，高市內閣以所謂“國家安全”與“防范外國滲透”為借口，將制定反間諜法視為優先議程，并考慮仿照美國制定“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試圖推動右翼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主張加速落地。

二

2025年，從夏季國會參議院選舉的震蕩，到秋季首相的更迭，日本政治光譜整體“右移”、政治走向逐漸極端化。這種趨勢的背后，是一場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和社會經濟焦慮所驅動、激進政治力量所主導的政治畸變。

日本軍國主義沒有被徹底鏟除。《波茨坦公告》明確要求“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鏟除”。然而，隨著冷戰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國對日政策也發生根本性轉向——從削弱、去武裝化轉向扶植、重新武裝，導致日本軍國主義余孽未能得到徹底清算。大量本應被禁止擔任公職的戰犯政客和官僚重返日本政壇，甚至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甲級戰犯重光葵在被假釋后竟然出任副首相兼外相。財界、媒體、教育界等與軍國主義相關的保守主義者紛紛回歸。戰前龐大的官僚體系大部分被保存下來，并持續在日本戰后政治中起主導作用。人員與體制的延續性，使得戰后日本沒有出現“洗心革面”、“從頭開始”的局面，并始終無法與戰前徹底切割。例如，曾是甲級戰犯嫌犯的岸信介，從監獄重返政壇后就以抵制“戰后體制”為政治根基，以修憲為畢生信念，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為戰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還魂”的標志性事件。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說：“戰后的日本政治某種程度上是由發動過侵略戰爭的人確立，其影響延續至今。”

經濟長期低迷讓日本社會焦慮不安。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多屆日本政府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試圖使經濟恢復增長。但改革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民生日益艱難，家庭支出膨脹，社保等非消費性月平均支出由2000年每月8.8萬日元漲至2023年每月11.4萬日元，家庭年平均收入則由1994年的664.2萬日元降至2023年的536萬日元，支撐穩健保守路線的“1億總中產”社會逐漸瓦解。2025年11月，日本剔除生鮮食品后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3.0%，連續51個月同比上升。以大米為例，3年來價格持續上漲，2025年甚至出現全國性供應短缺，引發民眾普遍不滿。戰后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認同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經濟高速發展、國家快速復興之上，一旦經濟停滯民眾便容易陷入茫然無措。30多年的經濟低迷，國力嚴重衰退，讓日本國內籠罩著強烈的對未來的迷惘感，不少國民情緒焦躁不安，并逐漸趨向偏激，與日本右翼口號產生共鳴。日本政治整體向右轉，給各類冒險主義、極端主義卷土重來以可乘之機。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15日，日本執政聯盟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召開會議，就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取消對武器出口的5種類型限制達成一致，并確認將于2026年2月向內閣提交相關動議。該動向在日本國內引發強烈擔憂和批評。圖為12月25日，日本民眾在位于東京的自民黨總部大樓前舉行抗議集會。 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攝

執政黨深陷困境，右翼勢力趁機擴張。日本政黨政治一直不健全，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大搞金權政治，依靠向地方、衰退產業等“撒錢”補貼來拉選票、穩固支持基礎。自民黨議員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選區或關聯產業謀求利益，造成權力與利益深度捆綁，數十年來腐敗丑聞不斷，引發民眾強烈不滿。但自民黨自身無力糾錯，導致支持基礎日益松動。為謀求連選連任，自民黨轉而依賴統一教、賬外“黑金”等進行拉票活動，力圖使推舉的候選人成功勝出。不當行為一經曝光，自民黨支持率急劇下跌，近期多次選舉連遭慘敗。民眾對自民黨實行自我革新、領導國家走出困境已經失去信心，求變心理日益上升，這給日本右翼和其他極端勢力迅速擴張和蔓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三

上臺僅數月，高市早苗政府毫不掩飾“重新武裝”日本甚至對外軍事干涉的企圖，暴露出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躁動，給日本自身、地區和平以及中日關系帶來嚴重危害。

背棄和平道路，窮兵黷武荼毒日本及其民眾。當前，日本右翼政客已經肆無忌憚，一方面以應對內外困境為由，引導國內輿論討論修憲、強軍擴武等議題，加速推動修憲進程；另一方面在美國默認、允許甚至慫恿下，加緊重新武裝，并加速實現日美軍事捆綁，這一進程名為確保自身安全，實則通過提升進攻性武力威懾他國。然而，強軍擴武并不能把日本帶出困境，反而令民眾憂心國家將重蹈歷史覆轍、再度深陷戰火。日本政府在增加防衛開支的同時，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支出面臨壓縮。對此，日本民眾極為不滿，稱其為“減壽大軍擴”。日本民眾在多地舉行集會，喊出“我們交稅不是為了擴軍”、“我們要的是生活，不是軍備”，強烈抗議日本政府采取軍備擴張路線。有日本學者指出，超過10萬億日元的防衛開支對日本經濟是極其沉重的負擔。

加劇摩擦沖突，威脅地區和平與穩定。在右翼勢力推動下，日本社會主張進行地緣對抗的思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領土問題上，日本加劇與鄰國的摩擦。高市早苗上臺不久，即放任右翼“漁船”侵犯我國釣魚島領海，在日韓爭議領土問題上表明強硬立場，推動自衛隊聯合域外勢力在北海道附近舉行軍演，挑釁俄羅斯的意味明顯。日本右翼政權四面出擊，嚴重影響地區安全環境。部分日本社交媒體高度認同并鼓噪“實力才是硬道理”，這將刺激右翼政權進一步對外示強，在處理與鄰國爭端和地區熱點問題上更加咄咄逼人。更有甚者，高市早苗明確提出，要廢除現行武器出口限制，實現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所有防衛裝備的出口。這意味著，日本不但要保持戰力，而且還要出口戰力，實現通過向第三方援助或出口武器的形式介入地區沖突，為地區和平穩定增加極大的破壞性因素。日本《東京新聞》發表社論指出，高市早苗政府推動的日本武器出口只會助長國際紛爭。韓國國會議長禹元植要求日本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展現真誠反省和負責任態度。泰國前副總理披尼指出，高市言行“威脅亞洲和平，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巨大挑戰”。

妄圖介入臺灣問題，阻撓中國統一大業。高市早苗上臺后即展現出咄咄逼人的姿態，在國會答辯中將“臺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判定及行使集體自衛權掛鉤，并且拒不撤回。高市早苗言論的實質是企圖通過介入臺灣問題，挑起大國矛盾、推動陣營對抗，妄圖從中漁利，反映出更加極端化、民粹化的日本極具侵略性、冒險性。然而，高市早苗涉臺錯誤言論出現兩個誤判：一是誤判國際形勢，在美國努力穩定對華關系之時，高市早苗一廂情愿地以為可以綁架美國為其冒險行為“買單”，結果不過是一場無人響應的政治豪賭；二是誤判中國決心，講了不該講的話，越了不應越的線，挑戰中方核心利益，這必然受到中方堅決回擊。今天的世界格局早已不同往日，今天的中國也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國。中國人民歷來愛好和平，始終致力于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在事關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中國絕不會有任何妥協退讓。任何試圖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大業的行徑，都必將遭到迎頭痛擊。

近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將國家機器變成殺戮工具，一張“戰爭能夠勝利”的空頭支票，將整個日本社會裹挾進戰爭狂熱，最終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毀滅的深淵。現在，日本政治和社會又一次走到極端化的懸崖前，日本社會連“反戰、世界和平”這樣理所當然的主張都很難公開提出，而高市等人的論調與二戰前夕日本軍部煽動戰爭的邏輯何其相似！歷史和現實證明，重走軍國主義是邪路，也注定是一條死路、絕路。只有與軍國主義徹底切割，真心走和平發展道路，才是日本獲得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近鄰信任與理解的重要前提，也是符合日本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選擇。國際社會尤其是地區國家，更應以史為鑒，準確識別當前地區安全穩定面臨的真實、巨大的風險，看清日本右翼勢力的邪惡企圖，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共同抵制日本軍國主義復萌。

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

原標題：《《求是》刊文：趨于極端化的日本政治及其危害》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傅璐

本文作者：《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