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法律界黃埔一期 | 未名湖畔的北大法律系77級

來源 | 光石法學苑

前言

1977年，全國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同年12月，在重新拾起書本的僅僅兩個月后，各行各業的人走進已經塵封10年的高考考場。其中，有那么一些人通過考試，走進北京大學、吉林大學、湖北財經學院，這是當時僅有的三所開設法律系的學校。這批人因為高考走進大學，共同走進了法律神圣的殿堂。他們，成為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專業大學生。

而北大法律系77級同學——北京大學恢復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法科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他們站在法治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上，個人的命運就這樣被時代改寫，時代的命運也因此交由他們續寫。

這40年間，北大法律系77級培養出了陳興良、何勤華、郭明瑞等20幾位法學教授、專家；培養出了宿遲、宋凱楚、付長祿等一批高級法官、檢察官；培養出了陶景洲、王建平、莊宏志等一批知名律師；培養出了劉鳳鳴、徐京斌、謝思敏等一些國內外知名企業的高管、企業家；培養出了何山、杜春、徐友軍等一批黨政官員和法律工作者。最了不起的，還是在這些閃耀的法學巨星之中，走出了一位受人愛戴的共和國總理。

高考抉擇

1977年10月里平常的一天，人們在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勞作，突然聽到廣播里突然傳來恢復全國高考制度的消息。許多讀書人漫卷詩書喜欲狂，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高考意味著什么。

廣播中傳來恢復高考制度的那一刻，不僅預示著中國從十年文革的浩蕩中涅槃重生，也由此改變了不計其數、充滿抱負的年輕人的命運。

在那個不知高考為何物的時代，姜明安暗暗發誓：考不上大學，就堅決不談婚論嫁。對他而言，大學就如寒夜里發著光的燈火，即便是飛蛾撲火也要一試再試。在1967 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姜明安停止了學業，來到鄉下搞大隊生產。但日復一日的農活卻從未磨滅過他的意志，即便在鄉下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他也從來沒有中斷過自學。在上山下鄉的知青歲月里，他就在草棚中用心看高中教材、自學高中相關知識。

不同于姜明安的堅定決絕，郭明瑞顯然對考大學這件事顧慮重重。在他得知恢復高考制度的那年，郭明瑞已經成家立業，在一所農村中學教書，還未滿一歲的兒子嗷嗷待哺，剛剛生產不久的妻子卻要下地干活只為貼補家用。在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他憂慮大過喜悅。但躊躇再三，郭明瑞還是難舍心中的大學夢。那年，他所在的縣就他一人考上北大，還是縣里資助了幾十塊錢路費，郭明瑞這才得以坐上從煙臺到北京的火車，開啟了新一段旅程。

與前兩位決心高考同學的經歷比起來，何勤華的經歷更加瘋狂。1977年，踏實勤勞的何勤華已經是鄉團委書記，在他的父老鄉親眼里，何勤華已經擁有了“光明的前程”，放棄一切去上大學，是那么的不理智。但何勤華不顧父母的勸阻，在兩個月的時間里，不僅繼續著鄉團委日常的工作，還要加班加點復習考試。當廣播宣布他被北大錄取的消息時，何勤華還在工地上挖河泥。得知被錄取后，他立馬放下了手中的鐵鏟，激動之情無法言表。

如果不是1977年恢復高考，也就不會有這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齊聚未名湖畔，也就不會有當時招生80多名同學的法律系，更不會有今日被譽為“法律界黃埔一期”的北大法律系77級的輝煌。

北大怪人

這批同學來自天南海北，有來自異域風情的新疆，有來自溫婉如玉的江南，還有來自萬畝沃田的山東，操著不同口音的同學們同時來到北京求學。

這批同學年齡各異，有人已經結婚生子，有人已經在基層工作崗位上有了多年的工作經驗，有人正是高考的“應屆生”，在這里，他們不分長幼，皆是法學的新生兒，像一塊海綿一樣汲取法律知識。

正因為不同地域、不同年齡，這個被譽為人數最多的法律班級聚集了很多“北大怪人”。

李克強是北大怪人，勤奮程度讓同學們直呼“太怪了”。北大77級同學對他的評價是學習異常用功。沒有課的時候就待在圖書館里。

李總理以英語流利為國內外所贊揚。李克強出席國內外重大活動時，在公共場合講英文，與外國人交談時無需翻譯等事跡已經多次成為媒體報道的亮點。

但是誰能想到，77年剛來北大報道時的李克強，還只是外人眼里英語不好的“農村小子”。

他非常勤奮，為了練習英語，自己制作了英語單詞本。走在路上、食堂吃飯排隊、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李克強不放過生活中的任何碎片化時間，利用每分每秒記憶單詞學習英語。沒過多久，1977年，還在讀北大法律系三年級的他，就已經和其他同學一起合作翻譯了《法律的正當程序》。

丘征元是北大怪人，癡情程度讓同學們直呼“太怪了”。由于第一年恢復高考，當時77級很多同學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并且有很多人已經有了家室。丘征元當時并未結婚，但是有一位在異地的女朋友。

我們很難想象，在連“愛情”都還是禁詞，牽牽手便害羞到臉紅的年代，丘征元卻堅持每周給他的女朋友寫情書，并且這個習慣一堅持就是整個大學時代。他的女朋友在異地當護士，因為工作太忙，常常只能在衛生間偷偷閱讀丘征元的來信。在那樣的年代，有那么一對“怪人”情侶，他們不顧世俗的眼光，沖破時代的桎梏，將思念盡情揮灑，卻又將最真摯的愛情永遠留在了每一封信件的郵戳上。

湯唯是北大怪人，“貪玩”程度讓同學們直呼“太怪了”。在龐大的法律系77級大家庭里，湯唯是大家親切的小妹妹。身為新疆人的湯唯長了一張娃娃臉，言語之間就更覺可愛靈動。在當時勤奮的班風下，“小湯”卻顯得格外貪玩。

在新生報到時，湯唯第一次乘了3天4夜的火車從新疆趕到北京，據她描述，“真像進了大觀園一樣”。初到北京的她，走過飄雪的長安街，仰望過雄偉大氣的天安門，在未名湖畔流連忘返......就像現在青年們所憧憬的“文青氣質”一樣，湯唯的身上少了一絲嚴謹和呆板，多了一份自由和浪漫。

湯唯“愛玩”的性格在北大77級同學間是出了名的。袁偉明帶領女排“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她就跑到工人體育館去聽他作報告；“自衛反擊戰”的英雄們凱旋而歸，她又到臨校清華大學報告廳聽匯報，激動的“手都拍紅了”。

但湯唯在關鍵時刻卻又十分刻苦。她愛去圖書館、喜歡聽各種講座；曾經為了一節法律課，只買了一個饅頭就去教室占座；也曾為寫論文徹夜不眠、奮筆苦書。正是這種“Work hard，play hard”的心態，“北大怪人”湯唯活出了無數青年人最想活出的樣貌，認真細致，從容優雅。

崢嶸歲月

就是這樣一群有志青年聚集在北大，他們中間有的已經結婚生子，有的仍處在青蔥的少年時代。但是對學術、對法律的熱愛讓他們消磨年齡的隔閡，相聚在未名湖畔，縱情燃燒著他們的青春歲月。

在那個年代，馬恩經典著作是同學們愛讀的“暢銷書”，對真理的渴望讓他們自覺聚在一起，時而拍手暢談，時而爭論不休。當時參與討論的同學就有何勤華、郭明瑞、陳興良等，當年爭得面紅耳赤的青年們現如今已經在法學界頗有建樹。何勤華后來曾在華東政法大學做校長；郭明瑞去到煙臺大學做校長，帶領了一整個學校法學學科的興起；陳興良師從高銘暄，成為了刑法學界不得不提的泰斗級人物。

但無論后來的他們有多少光環，在1977年，他們還只是對馬恩著作半懂不懂的懵懂青年。正因為他們處于無知無目的的狀態、他們熱愛在北大的這段崢嶸歲月，所以這段大學時光才會如此難忘。正如何勤華所說：“這些學習和討論，雖然現在想起來可能有些幼稚，但對我們以后的學業和人生道路的幫助是無法用語言來述說的。”

除了同學間的討論，北大77級的教師們也為這批新青年的成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李克強后來回憶北大的校園生活，感慨地寫道：“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系，是基于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

當時教授比較憲法的老師是龔祥瑞，他對西方政制、法治如數家珍。課堂上，龔先生的家里，都是師生間的討論研習的場所。當時所參考的主要是龔老師自編的教材，往往會指定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后點評。

這種啟發式教育啟蒙了北大77級的青年人。王紹光后來對政治學興趣濃厚，離不開龔祥瑞的諄諄教導；劉鳳鳴的“程序正義”思想，也在龔提供的學術土壤中自由生長；在龔祥瑞的影響下，大三時姜明安的專業興趣從經濟法轉向行政法，開始在行政法這片土壤里深耕。

臨近畢業時，龔老師卻頗為擔憂的告誡當時一腔熱情搞行政法研究的姜明安：龔老師深深知道當時的中國還不是行政法能夠生根發芽的時候，人總不能用理想糊口，總要向現實低頭。但滿懷學術熱情的姜明安卻堅決回答：“不能生根我們就改造土壤！”四十多年過去，這批新中國第一代法學生早已成長為各行各業的棟梁之才。姜明安也成功留在北大教授行政法，為這一學科的發展做出了舉住輕重的貢獻。

說到文人風骨，北大自由包容的學術氛圍為法律系77級學子提供了一片“野蠻生長”的沃土。這種堅韌熱血的品質陪伴他們一直從校園走到各種工作崗位。2008年，77級同學舉辦的3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突然急雨驟降。同學們在避雨的時候，一個同學感慨道：“人在屋檐下。”李啟家則接了句：“就是不低頭”。結果這句話引起在場所有同學的共鳴。幾十年過去，他們好像還是那個初識人間的少年，桀驁不馴，卻又堅韌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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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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