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奧：我來自觀眾，我就是觀眾

申奧：導演，代表作《南京照相館》《孤注一擲》等

影響力導演

他是一位青年導演，也是一位對當下社會有著敏銳覺察的觀察家。他的鏡頭有時溫柔地捕捉普通人的悲歡與困惑，有時猛烈地揭露驚心動魄的犯罪與丑惡。他的作品游走于過去與當下，深入歷史現場的細部，也探索現實生活的幽微，細膩與銳利并存，悲憫與批判同在，堅持讓故事易于親近觀眾，同時又保持著嚴肅的自我表達。

《南京照相館》啟動點映那天，導演申奧守在網上，等待著第一撥觀眾的反饋。對于這部作品，他心里有點沒底，畢竟這是自己第一次執導歷史向影片，又是一個如此重大的題材，總擔心能力不夠、效果欠佳。

直至一條評論終于出現，所有的顧慮才云消霧散。那是一張影廳里的照片，銀幕上的畫面播到了最后一幀的版權信息，座位上的觀眾卻依然齊齊整整。發布它的網友寫道：電影結束了，沒有一個人走，大家都在靜靜地看著字幕滾完、聽著片尾曲唱完。“那一刻，我覺得這個電影把觀眾留在了影院。”申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六天以后，《南京照相館》正式公映，一個周末便攬下四億。更多觀眾給出了認可的回應，豆瓣開分就8.5，一舉躍居2025年國產真人電影之首。口碑隨即成了票房的酵母，票房接著繼續孵化出口碑，良性循環的同步增長之下，8150.4萬人次陸續走進影院，將其推上了暑期檔冠軍的寶座。

“這兩年，全世界的電影都遇到了危機。但我始終相信，電影還是有它不可被取代的地方。”申奧說，“我很感謝觀眾選擇、支持這部電影，我也希望觀眾可以回到影院。”

等待的機會

對申奧而言，過去一年是一個特別的節點。自2005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算起，他在電影這條路上剛好走過了整整二十年。因此在《南京照相館》的首映禮上，他曾一度哽咽，面向臺下就座的老師深鞠一躬，說：“希望我的作業能夠讓你們滿意。”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影仿佛是一個必然。它既是一次檢驗，又是一次總結：“我一直在等待這樣一個機會，在自認為最好的狀態下，把我對電影技術和藝術的認知、方方面面的積累都融入進去。”

不過，必然的誕生卻始于偶然。十幾歲時，申奧看過一個叫作《屠城血證》的老電影，講述了南京淪陷后，一群普通人冒死將記錄日軍罪行的照片送出城外的故事。他對此印象很深，幾年前有一次與編劇張珂聊天，又隨口提起了這部1987年的作品。張珂聽完跟他說，這段歷史很適合拿出來再拍一遍。

一個創作的念頭就這樣萌發了。為了將想法落實，他們繼而聯系了當時的制片廠，咨詢版權事宜。溝通過程中，申奧方才得知，其實那個吸引自己的故事在歷史上是有原型的：1937年，華東照相館學徒羅瑾在沖洗一個日本軍人送來的兩盒膠卷時，發現照片內容都是屠殺場面，就悄悄多洗了幾十張，并在此后與另一位名為吳旋的青年接力保存，最終為戰后的南京審判提供了“京字第一號”證據。

在創作上，申奧有一個習慣。他的電影通常取材于新聞，而且會在前期大量查看相關資料和進行深入調研。處理現實題材尚且這樣，對待歷史更需如此。既然之前的電影就源于史實，那么塵封的檔案里一定還有眾多線索，可以讓自己的作品再致密一些、飽滿一些、厚重一些。

于是，他和張珂及另一位編劇許淥洋分頭搜尋，凡是有所涉及的文獻、研究專著、親歷者口述和真實影像都被歸攏起來，彼此分享，共同閱讀。他們像是一個學術小組般地埋首其中，等到抬起頭來時，那段歷史幾乎熟稔于心，甚至隨口就能背出某個回憶錄里的原話。

由此，《南京照相館》的故事也開始具象出輪廓，又經由不斷地構思與雕琢漸趨成形。與此同時，一個2.5萬平方米的場景在車墩影視基地崛地而起，高度還原了昔日的南京局部，連城墻都是真磚實砌，每塊磚皆從原物翻模而成。

2025年2月15日，電影宣布開機，只用了54天時間便順利殺青。“我們的團隊基本上是跟我一起并肩作戰了十年以上的兄弟，大家已經磨合得非常默契。”申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無論多大的項目，我們都是把它拆分成一個個小的單元，每個單元完成之后再聚合到一起。這個工作，我們十幾年里面每天都在做。”

高效不意味著潦草。恰恰相反，在許多細節的把握上，申奧相當審慎。特別是一些殘酷橋段，他的處理極盡克制，避免過度直白、赤裸地呈現，將最大的尊重和保護給予鏡頭里的演員、歷史上的受害者以及銀幕前的觀眾。這一點，在影片上映后得到了一致的贊譽。

申奧認為，電影拍出來是面向大眾的。只要能夠實現情緒的渲染、主題的表達，他可以完全站在跟觀眾同頻的層面進行創作，以觀眾的尺度平衡作品的尺度。“我相信人性的基本共識，尤其商業電影一定是人性的最大公約數。”

唯一的遺憾是，他覺得電影里的群演面貌跟1937年相差得有些遙遠。不同于主演，群眾演員不會專門為一部戲去改造外形，劇組也不可能給每一個演員都做精細的妝化和特效，所以在一些大景別的畫面中，作為背景的群演有時會露出非常豐盈的體態和潔白的牙齒。“也許觀眾沒那么注意，但對我來講確實有點跳戲。”申奧說。

為觀眾服務

從2023年的《孤注一擲》到2025年的《南京照相館》，申奧接連驚艷于中國電影市場。兩部作品分別登頂各自年度的暑期檔，并攜手闖入檔期票房總榜前十，創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紀錄。而這，僅僅只是他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長片。

在外界眼中，申奧儼然已經成為一個現象、一個品牌，乃至被視為現階段中國電影的希望之一。人們也不禁好奇，屢出爆款、持續成功的背后，他是否掌握了某種獨特的方法論或者精準的時代密碼，尤其在這個電影似有式微的當下。

在申奧看來，電影如今的確正在面臨些許窘境，卻仍舊保存著特有的生命力，關鍵是要找到對應的路徑。“人類是喜歡聽故事的，幾千年都沒變過，問題的核心在于故事精不精彩，適不適合用電影的形式講述。我覺得有些故事類型還是需要電影的視聽語言和影院的欣賞環境，比如場面宏大、沉浸感較強的故事，比如情感濃度較重的故事。”至于他自己的所謂“密碼”，既不獨特也不新鮮，無非就是吸引觀眾的眼睛、叩動觀眾的心弦、跟觀眾的情緒產生共鳴：“我一直是這個方法論。”

與觀眾產生共鳴，說起來簡單，大概沒有創作者不想以此為追求，做起來則未必容易。但申奧覺得，對他來說沒有那么困難。“我來自觀眾，我就是觀眾，我只是觀眾里一個非常幸運能從事導演這個行當的人而已。我沒覺得我跟觀眾有任何區別，所以我也不需要強求共鳴，它是自然而然的一個事情。”

申奧說，他從小看錄像帶、VCD，在商業電影的滋養中長大，從來就沒把電影看作曲高和寡的東西。后來上了北電，畢業時又趕上膠片轉數字，影像平權化了，更不覺得成為電影人是什么值得自鳴得意的事情。“我們作為導演，它不是一個權威的職業、一種身份的象征了，只是一個工作。這個工作就是連通觀眾，為觀眾服務。至少我把自己放得非常輕，把觀眾放得很重，我甚至經常對導演這兩個字感覺到很慚愧。”

對于電影，申奧始終認為它是具備藝術性的商品，而非純粹的藝術品。并且這件商品的成本極高，需要花費很多錢、組織很多人、消耗很多時間，因此拍一部電影就要對得起背后的這些代價，單純的個人表達不需要也不應該依賴電影。

“可能我比較淺薄，我覺得我的表達沒那么有價值，我更愿意在自我和受眾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更愿意讓觀眾喜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即便秉持這樣的意識和態度，申奧覺得自己依然可能會有被拋棄的一天。他特別喜歡一句話：時代的浪潮會托舉每一個人，但時代的車輪也會碾過每一個人。在他看來，被托舉或者被碾過與個人的判斷和選擇不可分割，人不可能永遠選對，有選對的時候就有選錯的時候，選錯的概率時刻相伴，隨著年齡的增長還會逐漸上升。

“要面對自己選錯的概率。”不過，他并不為此感到焦慮和恐慌：“有人愿意看，我作為導演的工作就繼續。什么時候沒有人愿意看，這個工作就結束了。”

他說，自己的興趣一直只是講故事，用電影講不了就用其他方式，一樣可以得到相應的快樂與收獲。或者哪怕只是去聽別人講，他也很滿足，包括電影——“我對電影的愛不只是拍電影才愛，我看電影也很愛”。

對得起信任

在申奧的人生曲譜上，電影原本就像是一個意外的變奏。“跟很多人的故事一樣，陪朋友去的。我也是陪高中同班同學去考北京電影學院，后來他成了我的大學同班同學。”

他從小擅長學習，小升初、初升高按部就班，高中分班時選擇了理科。因為母親是搞數學的，按照她的想法，兒子的前程應該是考上一個數學專業的本科，然后申請國外的碩士，轉讀金融，畢業了找一份對口的工作。然而一場無心插柳的考試，打斷了這個規劃。

“其實我也沒想過要走電影這條路，雖然對電影的熱愛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但是當你真正考上的時候，這個事等于從幻想照進現實了。再有，從一個小孩的視角來看，這個專業似乎更有趣，不像基礎學科那么枯燥。”申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父母對此自然是不支持的。母親覺得這是一個陌生的領域，自己完全幫不上忙；父親是做廣告的，根據經驗認為影視行業人員復雜，擔心兒子沾染上一些惡習。不過這個家庭向來開明、平等，申奧只說了一句“如果我不選這條路，我可能會一直埋怨你們”，他們也便同意了。

自此，電影成了申奧篤定的志業。他生出一種莫名的使命感，覺得既然自己被選中，就一定要對得起這份信任，要為電影而奮斗。

2009年，申奧從北電畢業。他一連拍攝了三部短片，拿下多個獎項，還參加了一檔名為《我要拍電影》的導演選秀節目，入圍全國十強。看上去，一個富有潛力的新人導演即將橫空出世。但事實迥然，他沒有順著軌跡繼續前行，而是轉身投入了廣告行業，一做就是八年。

“電影的舞臺是一個賽場，日常的訓練很重要，做廣告是做電影的訓練，廣告就是把電影拆分成了細小的片段，把幾十天幾百天的制作流程拆分成了一周或者一天。而且電影拍的是生活、拍的是人，拍廣告是非常入世的工作，需要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這些人都可以作為電影創作的參考。”申奧說，“這些能力、經驗和素材，對于電影都是巨大的積累。”

除此之外，他還覺得拍電影應該是在穩定的狀態下進行，不管是經濟上、情感上的穩定，還是價值觀的穩定。二十幾歲的年紀，什么都沒有，只有經常性地自我否定。他不想這樣開始，不想背著掙錢的欲望創作或者留下日后懊悔的作品。

他給自己定了一個期限，三十歲再說。俗話講三十而立，人到了那個時候約莫可以成熟了，自己又是處女座，正好湊一個完美的整數。

冥冥之中，一切仿佛自有安排。就在申奧歲至三十的那一年，導演寧浩啟動了“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向他拋出橄欖枝。他也終于做好了準備，全力以赴地朝向第一部電影作品重新出發。

十年過盡，申奧完成了從初出茅廬到一鳴驚人的華麗蛻變。2026年，他即將年滿四十。站在又一個十年的起點，他也許下了新的愿景：“40—50歲應該是一個創作的高峰期，能力、精力、體力都支撐得住，也會獲得比較好的創作資源，希望可以讓自己不辜負這些資源，駕馭好這些資源。”

這個十年，以他的第四部作品《用武之地》開篇。說是第四部，其制作的啟動實際上先于《南京照相館》，倘若以籌備時點論及，則要比《孤注一擲》還早：2020年，這個故事就已經初創，依然是根據真實的新聞事件改編，講述一個境外人質自救逃生的故事；2024年7月，電影在摩洛哥開機。間隔的四年緣于申奧的堅持，他想讓所有主創都可以身臨其境，進而把那份真實感受傳遞給觀眾，所以要求必須到海外拍攝。

不過申奧覺得，無意之中，延宕的時間反而強化了這部作品的意義，讓它的出現生逢其時：“這幾年，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恰巧到了這個題材最合適去表達的一個時機。”與此同時，他也將于今年2月開拍電影衍生劇集，在相似的故事脈絡上進行不同的表達。

對他而言，之前的成績絲毫不構成包袱，只是壓力確實是有的。“但還是那句老生常談，化壓力為動力。我覺得電影導演跟運動員一樣，需要不停地訓練、不停地提升，維持一個好的競技狀態。一旦疏于鍛煉了，馬上就會體現在作品上。”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發于2026.1.5總第121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申奧：我來自觀眾，我就是觀眾

記者：徐鵬遠

（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