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七十年代老兵的自述：我與老指導員之間那不舍的情懷

前兩天，我當兵時的老指導員張萬和夫婦和湖南籍戰友袁友畢一起從北京來天津看望我，這使我以及我的家人都非常感動。自從我進行兩次腎移植手術之后的幾年里，老指導員就數次來天津探望我。尤其是在我手術期間，老指導員還帶著當年的老營長、老連長、老排長等戰友們來醫院看望我，他們中有的已是七十多歲高齡，還不辭辛苦的來看望我，給我以精神上的鼓勵和經濟上的支持，真是讓我無以言語：戰友這一神圣的稱呼，在我的七十余年的人生中，始終刻骨銘心。

今日相見憶當年，戎馬生涯狼牙山。1971年，我參軍入伍，在新兵連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后，我被分到北空通信團北京門頭溝區通信教導隊學習（就是報務員），在一年的學習任務完成后，我被分配到通信一連當報務員。記得當時剛到場站時，來接我們的就是指導員張萬和首長，張指導員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1.8米的大高個，白白的臉龐，大大的眼睛，說話時聲音洪亮爽快，給人一種很好接觸的感覺。

剛到場站半年多的訓練值班，學習工作，和與戰友們的接觸中，我深深感受到指導員張萬和對我們那無微不至的關懷，仿佛就是我們的親兄長。他心地善良，平時工作細致周到，很有人情味，對干部戰士都是一副火熱的心腸。因此，在老指導員的教育感召下，我在他身上學到了不少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我是在地方入黨后當的兵。在通信一連當戰士一年后，我被選進連隊黨支部委員。當時連隊里的戰士們、干部們都對我刮目相看，這更加鞭策激勵著我努力的學習和工作。在這期間，張指導員還多次找我談心，鼓勵我作為連隊的先進典型，不但要保持好先進性，還要不斷的超越自我。

有“伯樂”指導員掌舵，我就像一匹奔騰的駿馬，盡情馳騁向前。在業務上，我收發報無差錯；在戰備值班上，我無漏崗無錯記；在生活作風上，我嚴格要求自己，處處以身作則，并積極主動帶領戰友們大做好人好事，當時河北省《河北日報》還刊登了我的學習體會文章。在通信一連的第二年，我就被評為學習雷鋒先進個人。

在通信一連的第三年，經過上級領導的決定，我被提干為臺長（相當于排長，行政23級，每個月52元的工資），穿上了“四個兜”（1965年我國取消軍銜制后，干部服跟戰士服唯一的區別就是干部服是四個兜，因此提干也戲稱穿上了四個兜），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轉折。

在通信一連的第四年，我又被調到場站政治處當干事。在當了兩年干事后，我又從場站政治處調回通信一連擔任指導員。

到此為止，我的每一步都離不開老指導員的諄諄教導，我很感激老指導員對我的賞識，對我的諄諄教誨。

又過了十年，我也離開了部隊，轉業回了地方。但在我們一起共事、交流的幾十年里，無論是在部隊，還是在地方，張指導員始終都是我們的主導中心。因為老指導員他談人、談事，都是有條有理，頭頭是道，讓人不得不心悅誠服。而且老指導員他做事光明磊落，說話直爽，直擊要害，思想敏銳，待人寬宏大量，得失面前舉重若輕。

這就是我的老指導員張萬和身上的魅力所在。而我，也為我這一生中能有這樣的一位良師益友而感到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