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龍椅,有幾十年工夫,摸上去怕是只有一層涼意。
因為它的兩位主人,嘉靖和萬歷,一個賽一個地不愛上朝。
可怪就怪在這里,同樣是搞“遠程辦公”,嘉靖皇帝朱厚熜在史書里是個玩弄權術到極致的控場高手,而他的孫子萬歷皇帝朱翊鈞,卻被很多人戳著脊梁骨,說大明朝就是從他手上開始爛掉的。
這事兒可不是一句“懶”或“勤”就能說清的。
這根本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治國思路,或者說,一個有思路,另一個干脆就沒思路。
他們倆遞上來的兩張“病假條”,一張是精心算計的權力游戲,另一張則是徹頭徹尾的撂挑子。
第一幕:嘉靖的西苑深宮——看不見的帝國韁繩
嘉靖皇帝的“病”,是被嚇出來的。
嘉靖二十一年,紫禁城里出了件駭人聽聞的大事,史稱“壬寅宮變”。
一群平日里低眉順眼的宮女,趁著他熟睡,竟想用黃綾布把他給勒死。
雖然最后被人救下,撿回一條命,但這件事給朱厚熜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陰影。
從此,他對住在象征皇權中心的乾清宮感到恐懼,索性搬到了宮城西邊的西苑,住進了永壽宮,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多年的“隱居”生活。
從表面上看,皇帝好像是看破紅塵了,整天跟一群道士混在一起,癡迷于燒煉丹藥,追求長生不老。
朝廷大事,他一概不露面。
但誰要是真以為他成了甩手掌柜,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嘉靖的不上朝,不是放棄權力,而是換了一種更牢靠的方式來掌握權力。
他死死攥住了一樣東西——那支決定生死的朱砂筆。
按照大明朝的規矩,全國各地的奏折送到京城,先由內閣的大學士們看,提出處理意見,這叫“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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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玩意兒只是個草稿,算不得數。
最后必須由皇帝親自動筆,用朱砂批上“準”或者“駁”,這才叫“批紅”,才能生效。
嘉靖就把這個權力用到了極致。
他可以不見任何人,但奏折,一份都不能少看。
每天晚上,當整個北京城都靜下來的時候,西苑的燈火卻經常亮到天明。
朱厚熜就在他的書桌上,批閱著關乎帝國命運的文件,審視著每一個角落。
朝堂上的大臣,在他眼里,就是棋盤上的子。
比如那個后來被罵成千古第一奸臣的嚴嵩。
嘉靖為什么能容忍嚴嵩專權二十年?
因為嚴嵩對他來說太有用了。
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在朝廷里拉幫結派,貪得無厭,搞得天怒人怨。
滿朝文官的口水和彈劾奏章,像雪片一樣飛向嚴嵩。
可這恰恰是嘉靖想要的效果,嚴嵩就像一面厚厚的盾牌,把所有的攻擊和怨氣都吸引了過去。
而嘉靖自己,則躲在幕后,扮演一個高深莫測的最終裁判。
他看著嚴嵩的勢力和以徐階為首的另一派勢力斗得你死我活,從中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讓誰也無法一家獨大到威脅自己的地步。
等到他覺得嚴嵩這顆棋子用得差不多了,甚至開始礙事了,他下手比誰都狠。
嘉(靖)四十四年,他只用了一個御史的彈劾作為引子,就順勢把嚴世蕃抓起來砍了頭,然后把嚴嵩趕回老家,抄了他的家。
那份抄家清單長得嚇人,里面的金銀財寶最后都進了嘉靖自己的小金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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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他連面都沒露,就把一個盤踞朝堂二十年的龐大政治集團連根拔起。
嘉靖的“不上朝”,其實是一種更高明的“在場”。
他用物理上的距離,制造了心理上的神秘感和壓迫感。
大臣們為了揣摩他的心思,爭奪他的信任,互相斗得不可開交,反而沒人有精力去挑戰皇權本身。
所以你看,嘉靖朝后期,雖然皇帝沉迷修道,但國家機器還在轉:東南沿海鬧倭寇,他一道旨意下去,胡宗憲、戚繼光這些能人就上了前線,硬是把倭寇給打平了。
北邊的蒙古俺答汗打到北京城下,他也能穩坐釣魚臺,調兵遣將,最終逼退敵人。
他這張病假條,理由是身體不舒服,實際上寫滿了對所有人的不信任,以及對權力深入骨髓的掌控欲。
第二幕:萬歷的深宮高墻——壓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了他孫子萬歷這兒,畫風就完全變了。
萬歷皇帝也請“病假”,說自己“足心疼痛,步履維艱”。
后來考古學家挖開他的陵墓,發現他的尸骨確實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走路可能真有點不方便。
但這更多是個借口,他真正“病”的,是心。
他的心病,源于一場持續了十五年的“國本之爭”。
說白了,就是為了立太子這件事,跟他手下的文官集團徹底鬧翻了。
萬歷偏愛鄭貴妃和她生的兒子朱常洵,想立他為太子。
但滿朝文官抱著“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老規矩不放,堅持要立皇長子朱常洛。
這場大拉鋸戰,耗盡了萬歷所有的政治熱情。
他發現,自己雖然是天子,連家里的事都說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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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他在這場對抗中輸了,被迫立了朱常洛。
從那以后,他的心就涼了。
特別是他的老師、也是一手把他扶上皇位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后,這位曾經還算勤勉的年輕皇帝,就開始了他長達三十年的“無聲抗議”。
他的“病假”,是對整個官僚系統的一種消極報復。
如果說嘉靖的書桌上,奏折是當天事當天畢,那萬歷的書桌,就成了奏折的墳場。
十萬火急的軍國大事,送上去就石沉大海。
他的批示,經常就是輕飄飄的三個字——“知道了”。
這三個字背后,是皇帝的徹底無視。
這種撂挑子的行為,很快就導致了整個國家機器的癱瘓。
根據史書記載,萬歷后期,中央六部九卿,缺了一大半的官。
地方上,從巡撫到知府,大量位置空著。
有的官員干到退休,想回家養老,可繼任者遲遲不到,他想走都走不了。
整個大明政府,就像一臺到處都是窟窿的破機器,眼看就要散架了。
御史在奏折里哭喊,說朝堂上都快沒人了,官員比街上的乞丐還少。
萬歷對此的反應,就是躲得更深,在后宮里喝酒、看戲,把自己麻醉起來。
他不僅放棄了做決策,連最基本的管理職能都扔了。
更要命的是,他對錢的貪婪,比他爺爺嘉靖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手段卻差了十萬八千里。
嘉靖搞錢,好歹還披著一層“懲治貪官”的政治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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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則是赤裸裸地繞開國家財政,直接派自己最信任的太監,以“礦監”、“稅使”的名義,到全國各地去搜刮。
這幫人拿著雞毛當令箭,到了地方上就跟土匪一樣,到處封礦山,搶商船,搞得民不聊生,好幾次大規模的民變都是因為他們而起。
搜刮來的錢,一分不進國庫,全都進了萬歷自己的腰包,用來給他修那座奢華無比的定陵。
與此同時,帝國邊境的警報已經拉響。
在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一個叫努爾哈赤的人正在崛起,他統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權。
遼東的告急文書像雪花一樣飛進紫禁城,結果也和其他奏折一樣,被埋進了故紙堆。
邊防軍的軍餉常年拖欠,士兵們連飯都吃不飽,哪還有心思打仗。
最終,在決定國運的薩爾滸之戰中,倉促上陣、指揮混亂的明軍被后金打得一敗涂地,幾十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
從這一刻起,明朝的喪鐘,實際上已經被敲響了。
終章:龍袍的重量
嘉靖或許冷酷多疑,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掌舵人,他的底線是保證這艘船不能沉。
萬歷則純粹把當皇帝看成了一份可以隨時辭職不干的活兒,當這份工作讓他不痛快時,他就用毀掉這份工作的方式來報復。
嘉靖死后,他留給兒子隆慶的是一個雖然內部矛盾重重,但國庫相對充裕,制度依然在運轉的國家。
而萬歷死后,留給子孫的,是一個國庫空虛、官僚系統癱瘓、邊患四起、民怨沸騰的爛攤子。
他的孫子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盡前,或許會想起自己這位幾十年不上朝的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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