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岳飛后，趙構和秦檜接著斗

宋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趙構不顧臉面，在沒有確切證據(jù)和供詞的情況下賜死岳飛，岳飛長子岳云和其重要部下張憲一并被害。

在此之前，趙構曾想以威逼利誘手段逼迫岳飛承認謀反，好讓自己干掉岳飛的伎倆顯得不那么難看，但岳飛的供詞只有八個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飛沒有謀反，甚至也不具備造反的能力，在很多人說的“迎回二圣”這個問題上，岳飛表現(xiàn)的也相當克制，趙構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岳飛，是源于趙構這個皇位的特殊性。

岳飛被殺標志著南宋初期靠著戰(zhàn)功在朝堂至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武將集團徹底失勢，但權力討厭真空，岳飛被干掉，其他武將被踢出權力中心后，代表皇權的趙構和代表相權的秦檜開始了一場堪稱精彩的權力博弈。

皇權大于相權，即便是在相權相對較大的兩宋也是如此，但秦檜卻有所不同，他手中的相權，也很特殊。

面對秦檜這個特殊的相權，趙構與秦檜之間又進行了10余年的博弈，直到秦檜去世，趙構與秦檜之間那種奇怪的君相關系才宣告結束，南宋王朝終于回到與北宋一樣的所謂“正常”狀態(tài)。

岳飛之死這場中國歷史上的千古冤案，見證了中國古代權力戰(zhàn)場上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復雜博弈后最后走向死胡同，此后的有宋一朝，即便還有百年國祚，即便在經(jīng)濟領域在全球范圍都首屈一指，但其內(nèi)部矛盾已經(jīng)注定，這個帝國失去了任何上升的機會，剩下的也只能是茍延殘喘。

帝國武運

唐總章元年（公元668）年，經(jīng)過高太宗、唐高宗兩代皇帝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進攻，唐帝國終于滅亡了帝國東北部的高句麗政權，就這樣，一個東起朝鮮半島，西擴咸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中部的龐大帝國誕生了，大唐疆域在這一時期達到極限，此后，又經(jīng)歷了幾場對突厥、吐蕃的成功軍事行動后，唐帝國終于在唐玄宗李隆基時期徹底確立了地區(qū)霸主的地位，但是一個帝國衰落的種子，往往是在其極盛時期埋下的，這顆種子在此后數(shù)百年中開花結果，長成參天大樹，它不僅僅吞噬了李唐王朝，也改變了此后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

這顆種子便是難以控制的地方軍，唐帝國初期，主要軍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平時為民，戰(zhàn)時為兵，戰(zhàn)爭結束后各自回到家鄉(xiāng)，這種軍民合一的軍事制度一方面保證了唐軍在需要時能夠大規(guī)模動員，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將軍擁兵自重。

府兵制固然好，但其存在是需要前提的，府兵的來源是自耕農(nóng)，而府兵制成為唐帝國主要軍事制度的前提是唐帝國擁有足夠多的自耕農(nóng)，但是隨著土地兼并的加深，自耕農(nóng)的數(shù)量開始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自身沒有土地的佃農(nóng)，佃農(nóng)在得不到雇傭時就成為了流民，是帝國的不穩(wěn)定因素之一。

自耕農(nóng)的減少和流民的增加，讓唐帝國不得不放棄府兵制，改為募兵制，職業(yè)軍人這一群體登上歷史舞臺，而這是地方軍閥崛起的第一步。

隨著唐帝國的疆域擴大，其邊境線也變得格外漫長，且因為較弱的敵人都被干掉了，能與大唐較量的對手只剩下了：吐蕃、突厥、回鶻、契丹等狠角色，為了應對與這些強敵的軍事沖突，邊疆軍團必須有很高的自主權，軍頭們對軍隊的掌控能力再次得到加強。

當然，這還不算完，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兵馬錢糧從后方運抵前線費時費力，還可能貽誤戰(zhàn)機，最好的辦法就是邊疆地區(qū)的軍事主官同時擁有當?shù)氐呢斦啵梢栽诋數(shù)刈孕惺斩悾骷Z，就這樣，軍權與財權同時落入了一個人手中，節(jié)度使，這一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實權職務應運而生。

同時擁有了軍權和財權的節(jié)度使，在客觀上便已經(jīng)可以完成割據(jù)了。從節(jié)度使這樣的地方土皇帝出現(xiàn)的那一刻起，安祿山的出現(xiàn)就是必然的，區(qū)別只是由誰在什么時候來開這第一槍。

安史之亂雖然最終被鎮(zhèn)壓，但是軍閥割據(jù)之形勢已然形成，整個晚唐，其帝國內(nèi)部都有大量的實際割據(jù)的政權存在，各路軍頭們的信條是：皇帝老兒什么也不是，誰兵強馬壯，誰說了算。

皇帝與軍閥之間的這種脆弱平衡最終被一個叫黃巢的人打破，那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相安無事也結束了，各路軍閥直接開始相互攻伐，接下來就是長達半個世紀戰(zhàn)亂不斷的五代十國。

后周大將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趙宋王朝，經(jīng)歷了自唐代藩鎮(zhèn)割據(jù)以來的百年大亂，趙匡胤認為，沒有比限制武將權力更重要的事了，于是，趙宋王朝建立起了一套復雜的制度來限制武將權力，練兵、統(tǒng)兵、調(diào)兵權被分離，戰(zhàn)時各路軍隊只負責小區(qū)域戰(zhàn)場的作戰(zhàn)任務，由樞密院，甚至直接由皇帝本人來居中指揮。

趙匡胤出身下級軍官，對軍事了如指掌，這套制度如果由他執(zhí)行似乎并無太大問題，但是隨著趙匡胤在那個晚上離奇死去，他的弟弟和他弟弟的后人都不具備趙匡胤的軍事指揮能力，卻依舊延續(xù)了那套將武將限制的死死的軍事制度。

靖康恥

整個北宋時期，壓制武將是一條基本國策，在西北戰(zhàn)線上屢立戰(zhàn)功的狄青最終也只能落個被排擠出權力中心，郁郁而終的下場。

直接出面排擠武將的大多是文人士大夫集團，有宋一朝，對于這一集團相當之好，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能夠在宋朝如魚得水，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在皇權眼里，這一群體相對守規(guī)矩，沒那么危險，皇權和文人士大夫集團可以是合作關系，而武將卻可以直接要皇帝的命，所以有宋一朝，用文人士大夫壓制武將是基本國策，文人集團中偶爾也會出現(xiàn)幾個像范仲淹這樣能文能武的頂級人才，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宋王朝軍事上的不足，但是在武將長期被壓制的總的時代大背景下，出幾個范仲淹這樣特殊的士大夫，并不能改變宋代軍事能力普遍不行的現(xiàn)狀。

北宋初年，宋遼兩朝早早達成了和平協(xié)議，宋帝國的外部軍事壓力大減，所以就更沒有動力去改革軍事制度，事實上，同樣的情況也出現(xiàn)在對面的遼國，所以當東北的女真族崛起時，能夠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將遼宋兩個大帝國打到一死一殘。

北宋王朝在外部環(huán)境相對和平的大背景下將那種極限壓制武將的制度堅持了一百多年，這一切最終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恥辱之一：靖康恥。

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克北宋東京汴梁，俘虜欽宗、徽宗二帝和一眾王公大臣、公主嬪妃，并搜刮金銀玉帛無數(shù)，包括欽宗、徽宗在內(nèi)的整個北宋統(tǒng)治集團被金軍押解回營。

但靖康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意外，當時北宋朝廷的運行體系還算完好，全國各地的勤王軍隊也有很多尚未達到，單說東京汴梁的防御也還算堅固，而此時的金國剛剛滅亡遼國不久，還沒有完全將占領區(qū)徹底消化，金軍派來圍攻汴梁的軍隊甚至沒能建立起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統(tǒng)，只能靠劫掠周邊郡縣來獲得補給，金軍最終的目的也只是勒索錢財，但是在欽、徽二帝的瞎指揮和北宋軍事制度的混亂的綜合作用下，金軍的劫掠襲擾竟然演變成了一場滅國之戰(zhàn)。

那場本不該發(fā)生的靖康之恥導致了一系列連鎖反應，那個仍有相當實力的大宋王朝，在內(nèi)部組織尚未崩潰的情況下，被在北方尚未完全站穩(wěn)腳跟的金國來了一個黑虎掏心。

原本的帝國中樞被強行打斷，而金國實際上也沒有拿下整個北宋，甚至拿下整個北方的實力也沒有，所以金國最終選擇扶持傀儡張邦昌建立偽楚政權，而后離開汴梁。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局，趙構的反應足夠快，他立刻以兵馬大元帥的身份收拾人馬，拉起一個屬于自己的班底在應天府（南京）繼位，雖然繼位之初出現(xiàn)了被金軍趕到海上的尷尬局面，但是最終趙構仍穩(wěn)住了南方的基本盤。

汴梁突然丟失這樣的重大變故不止影響皇帝趙構，也影響著武將集團，整個國家陷入危機導致武將的權力擴大，期間還發(fā)生了苗劉兵變這樣的巨大變故，于是，皇權、文人士大夫、武將集團的脆弱平衡有被打破的風險。

趙構的“軟肋”

一般來說，皇權一旦確立，在不發(fā)生大規(guī)模政變的情況下很難更替，宋徽宗讓位于兒子欽宗，欽宗很快就將帝國的最高權力握在自己手中，徽宗再想干預政事，欽宗都可以輕易否決，所以正常情況下，即便“迎回二圣”這種事情真的發(fā)生，那兩個被屈辱俘虜，周圍班底盡數(shù)喪失的舊皇帝，又豈是拉起一個班底重建朝廷的趙構的對手，但是請注意，這是正常情況，而趙構這個皇帝，并不正常。

趙構的最大問題在于：沒有子嗣。

因早年受金軍驚嚇，宋高宗趙構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就意味著在繼承人這個問題上可能存在巨大不確定性，對于其他本身皇權沒問題的皇帝來說，這個矛盾還可以通過過繼他人子嗣來解決，但是如果皇帝本身的皇位合法性就有爭議呢？

趙構身上的這個特殊情況注定了他對于“迎回二圣”要格外提防，事實上，這一點岳飛是想到了的，其實“迎回二圣”這個說法是宋高宗趙構本人提出的，而岳飛在給宋高宗的奏折中一直用的是“迎回圣眷”，岳飛并非全無政治頭腦，他的這種表述對于正常皇帝來說，已經(jīng)是足夠明顯的站隊表現(xiàn)，但是對于趙構卻不行，他要的不是皇位大致安全，而是絕對安全。

趙構在勝負未分的情況下急于向金人祈和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的班底都在南方，他的這份皇權一旦越過長江，其力度就會衰減，如果岳飛等武將真的收回北方大片國土，甚至真的“迎回二圣”，就存在北方勢力與欽宗勢力（徽宗其實對于趙構影響不大）合流的可能性，而趙構這個沒有子嗣的皇帝，絕不允許這種可能性存在，對于趙構來說，丟失長江以北的領土，自己尚可以是南方半壁江山的最高統(tǒng)治者，但是如果在皇位之爭中失勢，他的一切權力都將化為烏有。

這就是中國古代皇權發(fā)展到一種畸形狀態(tài)下的特殊社會邏輯，趙構必須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自己的皇權受到危險，為此，功臣可殺，土地可棄，子民也可以不管，岳飛并非只懂軍事不懂政治，只不過在當時以鞏固皇權為最高政治邏輯的社會中，宋高宗趙構需要殺一個重要武將，一方面防止軍頭做大，一方面將帝國的重點牢牢掌控在南方，岳飛父子又恰好符合要求，所以就成為了這種畸形政治邏輯的犧牲品。

岳飛死后，武將集團都乖乖交出了權力，但此時的仍有一對矛盾，皇權和相權。

一般來說，宋朝的相權更像是對皇權的一種保護而非威脅，但是秦檜的相權卻極為特殊，這對特殊君臣之間，還得進行一場激烈博弈。

特殊博弈

秦檜當初在汴梁與徽宗、欽宗一同被金人擄走，但到達金營后不久，秦檜便與金人搞好了關系，此后攜全家回到南宋，秦檜宣稱自己是趁金人不備逃回南方。

但這顯然說不通，就算金人放松警惕，也不太可能坐視秦檜帶著全家返回南宋，且秦檜返回后立刻提出“南歸南，北歸北”的戰(zhàn)略方針，在金人意識到自己短時間內(nèi)難以完全占領南宋后，這個南方歸宋，北方歸金的方案無疑是對金國最有利的方案。

秦檜歸宋后開始瘋狂打壓主戰(zhàn)派，不止是主戰(zhàn)派，即便是溫和的主和派也要被打壓，秦檜的種種舉動簡直就是金國的代理人。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一點是，宋金兩國議和后，金人除要求南宋每年供奉金銀絹外，還要求南宋無故不得罷相。

而這個不能被輕易罷免的宰相，就是秦檜。

有宋一朝，相權相對較大，但是相權卻也擔負著另一項職能：就是替皇權承擔責任，政府決策失敗，朝廷會宣布罷相，皇權依舊穩(wěn)如泰山。

而且文人士大夫集團不同于武將集團，其本身就更傾向于與皇權合作，而非直接取代皇權，只是秦檜這個宰相稍有不同。

秦檜有金國人作為外援，無形之中為自己增加了一層能量，在不可輕易罷相的承諾下，秦檜開始大權獨攬，他一方面繼續(xù)打壓異己，一方面扶持自己勢力，同時與其黨羽一同粉飾太平，蒙蔽宋高宗趙構。

至少從表面上看，秦檜的這一系列操作很成功，他的黨羽在朝中得勢，他的進的讒言，趙構信了，至少表面上信了。

但是深諳權力之道的趙構，又豈是一個傻子，他不動秦檜，說到底是因為他明白此刻自己動秦檜會造成很大麻煩，武將集團已經(jīng)被自己壓制下去，如果過早動了秦檜導致金國不滿再次挑起戰(zhàn)爭可就麻煩了。

如果宋金之戰(zhàn)再起，要么徹底干掉秦檜與金國決裂，但這樣一來·就得重啟武將集團，后者則有可能趁機做大，如果讓秦檜為首的文人士大夫集團抓住機會與金人聯(lián)合，是有機會對自己皇位構成威脅的，基于這樣的認知，趙構選擇隱忍。

秦檜提出的種種無理要求，趙構能滿足的一律滿足，但趙構其實對秦檜并不放心，后來據(jù)其自己說，他每次見秦檜時，都要在靴子里藏上一把匕首。

趙構除將禁軍握在自己手中外，其余事宜大多按照秦檜的意思去辦，秦檜比趙構大17歲，趙構的計劃很簡單，耗死秦檜，然后不動聲色地收回權力。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黨羽奏請秦檜乘金根車、設益國府官署、加九錫，這已經(jīng)可以看作秦檜一派對于皇權的一次小小試探，但此時的趙構已經(jīng)看出秦檜已經(jīng)接近油盡燈枯，竟同意了這個要求。

同年十月，秦檜病重，趙構前往其家中探望，此時秦檜已經(jīng)不能說話，只是不斷流淚，此時秦檜的養(yǎng)子向趙構問出了那個關鍵的問題：丞相之位應該由誰代替？

誰知一向?qū)η貦u言聽計從的宋高宗趙構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這件事不該你關心。

秦檜養(yǎng)子秦熺仍不死心，第二天帶著自己大量黨羽上朝，準備讓自己人一同舉薦自己為相，誰知趙構竟早已在朝上等著他們，沒等秦熺等人發(fā)話，趙構便先宣布詔書，先用華麗的語言稱贊秦檜父子的功勞，而后加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封秦熺為少師，虛職和爵位都封賞完畢后，趙構終于圖窮匕見，宣布秦檜一家只保留爵位，不再擁有實際職權，秦家利用金國幫助自己長期壟斷丞相一職的幻想徹底落空。

秦檜聽到這一消息立刻陷入崩潰，當天便死在家中，隨著秦檜死去，趙構輕描淡寫地架空秦檜一黨，帝國的實際控制權終于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熬死秦檜，收回權力后，南宋一朝的政治格局終于回到了與北宋一樣的“正常”狀態(tài)。

亡天下

這場趙構、秦檜、岳飛之間的故事以這樣一種悲劇結局而收場，宋帝國徹底喪失了北方領土，那些被遺留在北方的百姓只能一次次南望王師，這些百姓不會明白，他們渴望的王師不過是統(tǒng)治手中的工具，而那個統(tǒng)治者與他們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

站在趙構的角度講，在與金國之間的戰(zhàn)與和的選擇不過是一場博弈和算計，他需要計算風險和收益，當收復失地的風險大于其所帶來的收益，趙構果斷選擇保住南方即可，皇權邏輯發(fā)展到趙宋一朝迎來了第一個死胡同：當皇權與整個國家利益不一致時，皇帝有能力為了自己利益犧牲整個國家的利益。

由唐到宋，中國的軍事制度和民族性格都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大唐的武德充沛導致了長達百余年的軍閥割據(jù)，后來宋帝國設計出一套復雜而完備的體系來壓制武將，從各個方面防止武將做大，并最終形成了皇權聯(lián)合士大夫集團壓制武將的制度設計。

但是這樣的制度的保守性是不言而喻的，以這種政治邏輯組織起來的帝國是沒有未來的，無論統(tǒng)治者設計出多么精妙的制度，在這樣總的政治邏輯下，帝國是沒有未來的。

當北方的游牧文明在蒙古高原上達到極盛，這個政治邏輯已經(jīng)走入死胡同的保守帝國將迎來一次徹徹底底的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