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如果激進左翼獲勝，美國就完了

馬斯克近日表示，他計劃資助共和黨中期選舉候選人，并警告稱若民主黨掌控國會，美國將面臨危機。

在回應一則關于其將資助共和黨助特朗普"重新獲得全部控制權"的帖文時，馬斯克寫道："如果激進的左翼獲勝，美國就完了。"

他指責民主黨人將"打開非法移民和欺詐的閘門"，使美國"不再是我們所知的樣子"。

據Axios此前報道，馬斯克近期已向共和黨國會選舉候選人提供大額捐款，并計劃在2026年繼續提供政治獻金。

馬斯克在2024年大選期間曾是特朗普的重要盟友與最大競選捐贈者，后被任命為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人。

雙方關系曾因支出法案產生分歧，但近期似已緩和。

目前民調顯示特朗普支持率面臨挑戰，共和黨在近期特別選舉中連續受挫。

中期選舉結果將決定國會控制權歸屬。

馬斯克這個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一類人，也就是我們常知的、以硅谷巨頭為代表的科技精英們，這些人，都披著一層進步主義的外袍。他們談論氣候變化，支持移民開放，推崇社會多元和自由主義理念，仿佛他們是引領人類走向更美好未來的、超越舊政治紛爭的先知。

馬斯克本人就曾是這種形象的集大成者——一個夢想著移民火星、用電動車拯救地球的浪漫工程師。

現在，其面具正在滑落。

當他公開地、旗幟鮮明地將自己綁上共和黨的戰車，并對“激進左翼”發出末日警告時，他變了，從一個看似中立的創新者，轉變為一個政治行動者。

這個轉變信號至關重要。

它宣告了那個科技資本以價值觀為旗幟間接影響政策的時代，正在被一個資本憑借巨額財富和輿論控制力，直接下場、企圖塑造甚至收購政治權力的時代所取代。

那么，驅動這種轉變的核心動力是什么呢？是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仰嗎？或許有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

更主要的驅動力是利益，是純粹而堅硬的經濟理性。

我們來看他攻擊最猛烈的移民問題。他說民主黨會打開“非法移民和欺詐的閘門”，這話聽起來充滿了民粹主義的道德控訴。

刨去情緒化，我們只看到利益計算。

一方面，馬斯克的企業，無論是特斯拉的工廠還是SpaceX的研發中心，都極度依賴全球人才和勞動力，移民政策松動對他有直接好處。

另一方面，無限制的移民涌入可能加劇社會矛盾，引發政治不穩定，甚至催生更強硬的勞工政策和福利負擔，這反過來又會損害他期待的穩定、低成本、低監管的商業環境。他的言論，本質上是在這兩種風險之間進行權衡后的政治喊話。

他把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的復雜系統性問題，簡化為一個“我們（守法公民、企業家）vs他們（非法移民、欺詐者）”的簡單道德故事。

這正是美國當代政治操縱的高明之處，將利益訴求包裝成文化戰爭和身份保衛戰，從而動員選民，并為自己尋租的行為披上“捍衛美國”的正義外衣。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關鍵問題——金錢對政治的腐蝕，已經制度化了。

馬斯克宣稱要“全額資助”共和黨候選人，這不是簡單的政治捐款，這是一場公開的權力展示。在美國，雖然“金錢是政治的母乳”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有政治行動委員會等各種合法渠道讓資本影響選舉，但像他這樣，以世界首富的身份，如此直白地宣布要用個人財富來大規模干預一場選舉，其象征意義和實際威力都是空前的。

民主選舉的游戲，可以用錢來下重注，甚至可能買定離手，這個現象就全球化公開了。當單個個體的財富足以匹敵一個政黨或一個重要利益集團的競選資金時，代議制民主的“代議”性質就發生了異化。

議員和政策制定者，在理論上應該代表其選民的整體利益，但在現實中，他們可能越來越難以抗拒主要金主的意志。馬斯克此舉可能產生“破窗效應”，鼓勵其他超級富豪紛紛效仿，公開“選邊站隊”，將政治版圖進一步切割為不同資本陣營的角斗場。

長此以往，美國政策的制定將越來越向資本傾斜，普通民眾的聲音會被淹沒，社會不平等會從經濟領域徹底滲透到政治領域，導致民眾對民主制度本身的信心崩塌。

而這種崩塌，恰恰是滋生更極端民粹主義的溫床——人們會轉而尋求一個承諾“砸爛這套腐敗系統”的強人，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馬斯克和特朗普之間曲折的關系，就是這個惡性循環中戲劇性的一幕。

他們的關系從親密盟友到公開決裂，再到最近似乎重修舊好，絕不是兩個人性格不合那么簡單。這是一場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和實用主義資本力量之間充滿算計的探戈。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運動，需要馬斯克這樣擁有巨大財富、媒體平臺（如X）和偶像光環的資本家提供資金和輿論支持，以贏得選舉。

反過來，馬斯克這樣的資本家，則希望通過支持掌權者，獲得稅收減免、監管放松、政府合同和產業補貼等實實在在的政策紅利。這是一場基于利益的結合。然而，這種結合天生就不穩定。當特朗普為了兌現其民粹承諾（比如基建投資、制造業回流）而推動大規模政府支出法案時，這與馬斯克等許多資本巨頭所信奉的“小政府、低稅收、少監管”的自由市場理念直接沖突。

于是，我們看到馬斯克曾因“巨大、美麗的賬單”而憤怒辭職并猛烈抨擊特朗普。

他們的決裂，是美國當代右翼聯盟內核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純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帶有強烈國家干預色彩、偏向特定群體的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很難長久兼容。

而現在，他們關系的回暖，則純粹是面對共同政治對手（民主黨）時的短期戰術妥協。這種聯盟是脆弱的，是機會主義的，在政治生存面前，無論是意識形態的純潔性，還是個人的恩怨，都可以暫時擱置。這種高度的實用主義，使得政治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也越來越缺乏原則。

馬斯克發出“美國完了”的警告，之所以能產生巨大回響，是因為它精準地戳中了當今美國社會一種廣泛存在的、深刻的結構性焦慮。這種焦慮不是“激進左翼”一個標簽所能概括的。它是多重危機疊加后的綜合征，例如，美國社會被身份政治（種族、性別、文化）嚴重撕裂，共識難以達成；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空心化，讓中西部鐵銹地帶陷入蕭條；聯邦政府債臺高筑，財政可持續性令人擔憂；國際地位面臨新興力量的挑戰，全球化進程出現倒退。

馬斯克將所有這些復雜、多維的困境，簡單地歸咎于“激進左翼”的政策，無疑是一種極具傳播力的簡化。這種簡化很危險，因為它回避了真正的、系統性的難題。

諷刺的是，馬斯克自己的商業帝國，恰恰是上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特斯拉依賴全球供應鏈（尤其是中國），其市場也遍布全世界。他所倡導的“美國優先”邏輯，與他公司全球運營的現實之間，存在著難以忽視的內在張力。

言行之間的裂隙，恰恰說明了當前政治話語的扭曲，為了政治動員的需要，即便是最全球化的資本家，也可能訴諸最本土化、最排他的政治口號。

如果放諸全球的話，馬斯克的行為是跨國資本在“逆全球化”浪潮下的典型生存策略，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

隨著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轉向內向，更加注重本土安全和產業自主，跨國公司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超然于國家政治之上。它們必須更深度地嵌入所在地的政治結構，以保護自己的利益。馬斯克在美國高調參政，在最大市場中國則表現出高度合規與合作，在歐洲則與當地監管機構周旋。

“全球經營，本地站隊”的策略，是巨型資本在新的動蕩時代的生存法則。

資本可以沒有祖國，在全球流動尋求最高回報，但政治權力永遠有國界。

即便是仰望星空的“火星皇帝”，在地球上爭奪影響力和資源時，也必須服從這個古老的法則。

所以，當我們把所有這些線索——技術寡頭的政治化、金錢政治的深化、民粹與資本的脆弱聯盟、社會的結構性焦慮以及資本的全球本土化策略——編織在一起時，我們看到的就是極度令美國人感到不安的現狀。

這是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出現深度危機的癥狀。

問題的核心，直指一個根本性的制度拷問，在一個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時代，我們是否應該允許私人經濟權力如此直接地、大規模地轉化為政治權力？美國的民主制度，其設計的制衡機制，能否抵御這種“資本俘獲”國家的趨勢？

歷史已經有了沉痛的教訓。

放任資本毫無約束地干政，最終往往走向寡頭政治，社會流動停滯，不平等加劇，最終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甚至革命。

另一方面，過度壓抑資本和企業家精神，也會扼殺創新活力，導致經濟僵化。

這似乎是一個兩難困境。

美國當前的問題，不是一個需要被修復的“故障”，而是一個按照其內在邏輯運行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其政治系統——包括競選融資制度、游說合法化、兩黨制下的惡性極化、司法體系的政治化——已經與以馬斯克等人為代表的超級資本完成了深度嵌合，形成了一套穩固的、自我強化的利益共生與權力再生產體系。

馬斯克的言行，并非在“破壞”這套系統，恰恰是在嫻熟地“使用”它。當資本能夠通過合法渠道，以金錢直接影響立法、規制和選舉結果時，指望這個系統從內部孕育出限制金錢政治的力量，無異于與虎謀皮。

所謂“第三條道路”，在一個政治選擇被高度簡化為二元對抗、且每一元背后都站著不同資本陣營的語境下，缺乏基本的政治載體和社會空間。

中間地帶已被掏空，理性討論被淹沒在由算法和資本助推的極端聲浪中。

任何試圖削弱資本政治影響力的實質性改革（如徹底的競選財務改革），都會立即被該系統內既得利益者貼上“XX主義”或“反自由”的標簽，并通過其控制的媒體和智庫發起致命阻擊。制度創新在理論上存在，但在政治實踐中，其可行性被系統自身的否決點（如參議院拉布、最高法院裁決）層層扼殺。

那么，如果美國無法改變現狀，我認為，有幾個趨勢將以更大的慣性加速前進。

第一，政治將成為資本的高級管理服務部門。 選舉將日益演變為不同資本聯盟（如傳統能源、軍工復合體、硅谷科技巨頭、華爾街）之間，通過其政治代理人進行的“董事會爭奪戰”。政策議題將不再是關乎全民福祉的公共辯論，而更像是不同資本派系基于其產業利益和長遠布局進行的游說競爭。政府的功能將進一步從調節和仲裁，退化為主要“服務者”和“采購方”，服務于最具權勢的資本利益。普通選民的選擇權，將被困在精心設計的兩套同樣服務于資本、但文化敘事不同的套餐之中，其無力感將進一步加劇。

第二，社會撕裂將超越政治，進入“準身份”沖突的深淵。 當經濟不平等日益固化，向上流動的通道收窄，政治系統又無法提供任何實質性解決方案時，社會矛盾會尋找其他出口。左與右、全球化與本土主義、多元文化與保守傳統之間的對立，將不再是觀點的差異，而會越來越被體驗為“我們是誰”的核心身份沖突。這種沖突是零和的、情感驅動的，且極難妥協。馬斯克等人將經濟議題轉化為文化戰爭話語，正是在利用和催化這種趨勢。一個無法通過政治過程彌合分歧、解決實質性經濟分配問題的社會，將持續處于“冷內戰”的緊張狀態，社會信任資本消耗殆盡。

第三，美國模式的全球示范效應將發生根本逆轉。 長期以來，美國將自己塑造為民主資本主義的燈塔。但當其內部政治被資本寡頭化、社會被極端撕裂的景象清晰呈現在世界面前時，這種模式的說服力正在急劇流失。它不再是一個值得效仿的解決方案，反而成為一個令人警醒的案例，被其他國家和地區（無論是威權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探索自身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引以為戒。美國在國際上倡導的價值觀，將因其在國內的嚴重踐踏而顯得虛偽無力，從而削弱其全球話語權和領導合法性。這反過來又會加劇其本土的孤立主義和排外情緒，形成惡性循環。

第四，系統的崩潰可能不是轟然倒塌，而是緩慢的朽壞。 真正的危機或許不是一場革命或憲政崩潰，而是治理能力的持續慢性衰竭。系統越來越難以就重大國家挑戰（如基礎設施建設、醫保改革、債務危機、氣候政策）做出有效且及時的集體決策。決策要么被癱瘓，要么被特殊利益嚴重扭曲而偏離公共利益。國家機器仍在運轉，但方向迷失，效率低下，公共產品供給質量不斷下滑。美國人對政府的期望值持續降低，最終接受一種“低水平均衡”——即不再期待政府能解決重大問題，轉而尋求個人、家族或小社區的應對策略，國家認同感和凝聚力隨之流失。

美國的政治經濟體系正沿著一條被資本、極化和制度惰性所設定的軌道滑行。馬斯克的現象，是這條軌道上一個醒目而順理成章的路標。

短期內，看不到足以扭轉軌道的內部力量。

作者 | 蘇萊1984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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