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生變，日本13年來首被拒，高市不服喊出名字

解放軍“正義使命—2025”對臺演習展開后，周邊國家里最坐不住的一個，很快就顯了出來。12月31日國臺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日本廣播協會的記者把問題拋得很具體：對臺軍演會不會在當天結束。發言人的回應也很直接，語氣不輕，問題被頂回去后，現場隨即安靜下來。那一幕傳出來，日本這邊的反應就很難再裝作與己無關。

沉默了三天左右后，日本外務省還是開口了。日本對演習發布了一份簡短聲明，篇幅不長，核心就三點：對軍演表達關切，認為這會加劇臺海兩岸緊張；希望臺灣問題通過溝通對話、以和平方式解決；同時強調臺灣問題牽動國際局勢，日本政府將持續高度關注。聲明本身沒有用更激烈的詞，但表達的指向很清晰。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沒有安排更高層級的官員出面，而是由外務省發言人北村俊博以個人名義發布；時間點也選在英、德、法以及歐盟相繼發聲之后，外界很容易把它看成一種刻意的節奏安排：既要表態，又希望把波瀾壓小。

同一時間，日本國內的政治話語也在抬頭。高市在新年賀詞里提到“昭和100周年”、提到“終戰”，還把“周邊地區局勢”與“戰后安全環境”連在一起說。她沒有用“敗戰”這樣的詞，而是選擇了“終戰”這種表述，語氣聽上去更像是在回避對歷史的某些定性，但又把當下的緊張氛圍強調得很足。話說得不長，卻把“現在更不安全了”的判斷先擺出來，為后面一連串立場預留了空間。

在高市的賀詞里，還有一個人名被她當眾點了出來——“岡倉天心”。她引用對方那句“歷史蘊藏著未來的秘密”，隨后喊出“讓日本列島強大和繁榮”的政治口號。岡倉天心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象征意義很強，常被軍國主義敘事拿來強調日本在亞洲的角色。把這樣的人物與當下的安全焦慮并置，再用“強大和繁榮”去收束，就很容易讓人把這套說法理解成：把地緣緊張當作理由，把長期的強軍方向包裝成現實需要。

而當日本把臺灣問題放進“國際局勢”的表述里時，另一條更長的歷史記憶也會被順勢帶出來。從甲午戰爭強行割占臺灣，到二戰期間對臺灣民眾的殖民統治，再到戰后圍繞臺灣問題的多次介入，日本在這件事上從來不是“旁觀者”。所以當日本以“關切和平”“關注局勢”的姿態開口，爭議點很快就落在“角色與資格”上：說的是和平，背后卻是對他國內政的伸手，這種落差會反復觸發中日之間最敏感的那根弦。

這種張力并不只停留在話語層面，后續的實際動作更能說明問題。中日經濟協會原本延續了13年的訪京安排，這次直接告吹。美國媒體把它形容為1975年之后第三次延期，并特意拿釣魚島事件作對照：當年風波爆發，相關訪問也在次年成行；這一次卻被按下暫停鍵。行程的變化被外界解讀為北京對高市相關言論長期不滿的外溢結果，換句話說，政治表態已經開始影響到正常交流的節奏。

日本對外表態之所以顯得“收著說”，也和它自身的現實約束有關。強軍擴武的方向沒有停，但日本同時受困于對美關系的結構性限制，以及國內經濟條件的牽制。在這種夾縫里，言語層面往往會留出回旋空間，避免把中日關系一次性推到更難收場的位置。于是就會出現一種并行狀態：動作往前走，措辭盡量壓住；既要表達立場，又要控制沖擊波。

在北京看來，問題的根子并不復雜。日本把臺灣問題當成對外政治表態的抓手，同時又在歷史敘事上不斷打擦邊球，這會直接碰到中方最在意的兩條底線：歷史問題與主權問題。中方的態度因此更像是在劃清邊界：可以有交流，但前提是對方要把錯誤做法收回去，不要把對抗姿態包裝成“和平關切”。

12月31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對中日經濟協會訪京延期作出回應時，把話說得很實在：敦促日本執政者拿出實際行動，正視當前局面的根源，反思糾錯，撤回錯誤言論，為中日正常交流創造必要條件。措辭沒有繞彎，要求也很具體，等于是把“要怎么做”擺到了臺面上。

事情走到這里，脈絡就變得清楚了。軍演引發的外部反應只是開端，日本的聲明與高市的講話把立場和傾向暴露得更完整，交流受阻則把代價具體化。接下來能不能回到正常軌道，不在于再多說幾句好聽的話，而在于日本是否愿意在歷史與臺灣問題上把該改的改掉，把該收的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