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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輝煌,基于兩點:一是外交層面的“中立”形象;二是地理位置優勢。
如今,這兩點根基正在被動搖、替代。
也許,未來的新加坡會失去現有的地位,淪為一個普通城市。
歷史上的新加坡,曾是馬來亞柔佛王國的一部分。1963年9月16日,馬來亞聯合邦同新加坡及其它州,合并組成馬來西亞。對于這個結果,當時的新加坡自治邦首任總理李光耀,非常滿意。
畢竟,面積700多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既不產糧食,自來水也要靠馬來西亞用管道輸送。因此,連李光耀都認為,“只有幅員比較大,才有可能建國。我們從來就不相信一個商業城市國家能生存下去”。為此,他多次去吉隆坡爭取,希望新加坡能留在馬來西亞。
但關鍵在于,由于種族、語言和政見等方面的分歧,新馬之間沖突不斷。主張強化馬來人特權的馬來西亞領導人,堅決要把這個總人口中75%都是華人的新加坡,“給踢出去”。
1965年8月9日上午10點,新加坡廣播電臺突然中斷正在播放的流行歌曲,傳出了一個令所有新加坡人都不愿聽到的消息: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在隨后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光耀聲淚俱下地稱:
“分家”是令人痛苦的。
但李光耀并沒有太多時間去悲傷,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而他,必須要帶領這個國家找到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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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之初的新加坡,周邊安全環境極其復雜,與近鄰馬來西亞有供水爭端、填海工程爭執,另一個鄰國印尼,時不時會在新加坡境內搞事情。全球范圍內,冷戰如火如荼,美蘇爭霸波及東南亞。
作為小國,新加坡只能在大國的夾縫里求生存,繼而獲得影響力。不可否認,新加坡的今天,是由李光耀這位“大家長”親手塑造的。而李光耀及其同僚們信奉現實主義政治,相信國際政治的“叢林原則”。對他(和新加坡)來說:
生存是第一位的,一切從實際利益出發。
從李光耀早年的一段經歷,就能一窺他的生存邏輯。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日軍占領新加坡后,將數萬18至50歲的華人/華僑運至海邊或偏僻郊區,加以殺害。這次事件被列為日軍三大屠殺慘案之一。
期間,李光耀也曾被日軍攔下接受檢查,但出于警覺,他要求回家收拾個人物品,從而躲過了屠殺。事后,為了謀生,李光耀開始主動學習日語,并在當地日本某個宣傳部門找了一份監聽盟軍廣播通信的工作,前前后后為日本人工作了15個月。
這段“特殊”經歷,其實就是所謂的“大義”問題,如果新加坡人上綱上線的話,李光耀這個名字,可能就無法出現在世界舞臺和歷史教科書里。
但最終,歷史給予了李光耀得以施展個人才干的機遇。在他擔任總理及內閣資政期間,新加坡成為“小國大外交”的典范,并在此基礎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究其原因,得益于李光耀的兩個外交戰略思想:
其一:平衡外交——廣交朋友而不結盟;
其二:采取類似瑞士那樣的中立政策,盡量在對立雙方不選邊站。
不得不說,這套外交組合拳,讓新加坡幾十年來受益匪淺。每當周邊國家出現相關議題和適當機遇,新加坡就以“中立者”的身份,從中斡旋并表明自己的看法,進而彰顯新加坡的存在感和影響力。作為小國領導人,李光耀也因此被各國政要視為“一流的政治家”。
新加坡獨立第三年,李光耀就獲得了日本的“勛一等旭日大綬章”(同年獲得這一勛章的,還包括兩名在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海軍將領);隨后,又先后獲得英國、印尼、馬來西亞的勛章,甚至去世后,還被追授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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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新加坡正在“發生變化”。現任總理黃循財及他的同僚們,正在背棄李光耀外交理念的“精髓”。去年5月,黃循財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新加坡不親華也不親美,只“親新加坡”:
新加坡與美國是安全合作伙伴,但并非盟友。
但在實際站隊中,新加坡一直是“偏向”美國的。盡管早在1978年,偉大的設計師同志就去新加坡訪問;李光耀一生也33次訪華,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但是,除了獨立較晚的文萊和東帝汶,新加坡是東南亞最后一個與我們建交的國家(1990年10月)。而且,一個月后,李光耀就和美國人簽署了《諒解備忘錄》,美軍從此可以使用新加坡的海空軍基地。
對于正在大力搞經濟建設的中國來說,馬六甲海峽是主要的能源運輸通道。但新加坡一邊和我們建交,一邊成為美國在東南亞最鐵的軍事伙伴之一:
給我們搞了個著名的“馬六甲困局”。
從時間節點看,李光耀這一手“平衡術”,蓄謀已久。然而,今天的新加坡領導層,卻沒有李光耀當年的“老練”。1990年的李光耀,好歹是先給我們一顆蜜棗(建交),才又給了一記悶棍的。
2025年的新加坡領導層,對待中美這項議題,只剩下“拉偏架”“撂狠話”了。眾所周知,新加坡的淡水資源一直依賴馬來西亞,因此他們提出一個“2061年淡水自給計劃”,以擺脫對鄰國的依賴。然而,兩個多月前,新加坡總統在演講中稱:
中美關系,關鍵在于維持互依,而非走向自給自足。
因為傾向性太強,這個觀點引發了廣泛爭議。以前的中國確實重視“合作”“依存”,但結果呢,美國發起了貿易戰,并在高科技層面“卡中方脖子”的。
前幾天,黃循財在接受采訪時強調,“芯片這條線一定配合(美國)管死,絕不讓中國從新加坡多拿一片。”這番話意味著,在地緣博弈中,新加坡已經徹底放棄了“中立”立場。
給了中國連續“暴擊”后,黃循財團隊打算給點什么“蜜棗”作為“平衡”呢?答案是沒有。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新加坡已經沒有什么籌碼去玩“平衡”游戲了,剩下的只是焦慮。
從這個角度看,說黃循財團隊“背棄”李光耀的外交理念,似乎有點不準確。畢竟,作為彈丸小國,在大國之間保持“中立”“左右逢源”,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就算是換做李光耀,面對今天的復雜局面,怕是也要皺起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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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除了優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最寶貴的無形資產,就是外交上的“中立”形象,以及小心翼翼地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
這種“定位”,可以讓它充當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因此,幾十年來,才有很多訂單和資金涌向新加坡。一旦外界認為,新加坡的“中立”砝碼開始傾斜,勢必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
相對于政治人物的表態,資本的流向更能反映出真實情況。前些天,香港某會計師事務所一份報告稱,今年上半年,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高凈值人士中,有17215人在香港:
與2024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2.9%。
作為亞洲兩大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存在爭奪高凈值人士的“暗戰”。香港增加的富豪群體,大概率來自新加坡。
這種現象的背后,正是部分富豪對于新加坡信任感的下降。面對新加坡拋棄過去的“中立”立場(或者說是“模糊路線”),公開站隊美國,這座花園城市,正在由“避風港”逐漸變為“風險區”。
然而,新加坡未來面對的風險,并不只是來自政策層面。隨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繞過馬六甲的中緬油氣管道、中巴走廊,再加上最近的海南自貿港,無不在消減著新加坡的固有優勢。
如果未來,泰國在中國支持下,繼續推進克拉地峽陸橋項目,一旦建成,對新加坡將造成致命打擊。馬六甲海峽這條黃金水道,也不再是海上運輸的必選項。
某種程度上,坐地收錢數十年的新加坡,失去它的往日榮光,也許只是個時間問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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