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上海灘,在魯迅先生知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消息,魯迅放下手中的報紙吸了一口煙,突然轉(zhuǎn)頭問身邊的茅盾,這個毛潤之,是不是當年李大釗介紹到北大圖書館工作的那個。
茅盾一愣,隨即點頭,魯迅眼里的光閃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舊事,又像是感慨,緊接著他拋出了一個更犀利的問題:那毛潤之和你比,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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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問得既刁鉆又直接,要知道彼時的茅盾,已經(jīng)是文學大家,是中國文壇的重鎮(zhèn),拿一個當時還在山溝溝里打游擊的泥腿子領袖來比,在一般人看來,多少有點不合適。
然而茅盾的回答,卻讓魯迅沉默了良久,也讓后世讀史的人,驚出一身冷汗。
茅盾沒有絲毫猶豫也沒有半點文人的酸腐氣,只是搖了搖頭,吐出了八個字:他是救世,我是弄文。
短短八個字一點都不夸張,卻把兩個人的境界,甚至是兩個時代的風骨剖析得淋漓盡致。
讓我們把時間軸拉回1921年,那時候的毛澤東還是個穿著長衫、意氣風發(fā)的青年,他第一次去北京特意跑到魯迅住的院子想去拜訪,那時候的魯迅正宅在家里“吶喊”,兩人的軌跡就這樣遺憾地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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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誰能想到這個在北大圖書館里整理報紙的湖南伢子,日后會成為撼動整個中國的巨人,魯迅雖然沒見過毛澤東,但對于這個名字并不陌生。
早在1922年一個叫張瓊的富家小姐為了革命離家出走,毛澤東問她原因,她說看了魯迅的《狂人日記》不想再在那吃人的家里待著,毛澤東聽完感嘆了一句:魯迅真了不起,他的一支筆,抵得上千軍萬馬。
這就是英雄惜英雄,雖然未曾謀面但在精神的荒原上,他們早就已經(jīng)是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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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1931年的那場對話,茅盾之所以能給出那樣的評價,是因為他真的懂毛澤東。
早在1926年茅盾在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時,他的頂頭上司正是毛澤東,那時候毛澤東不坐辦公室,天天往農(nóng)村跑,去搞調(diào)查,去和農(nóng)民拉家常。
茅盾看在眼里服在心里,他知道那種腳踏實地、心系蒼生的政治遠見,那種能把億萬農(nóng)民凝聚起來的魄力,絕不是書齋里的文人所能比擬的。
所以當魯迅問起時,茅盾才會那樣坦誠,“弄文”與“救世”,雖有分工不同,但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救世二字的分量,重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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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聽完,長嘆了一口氣:遺憾啊,當年只顧著寫文章,竟錯過了這樣一位人物。
從那以后魯迅對紅軍的消息格外關注,1936年當?shù)弥t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病榻上的魯迅強撐著身體,給毛澤東發(fā)去了一封賀電,信里那句話至今讀來仍讓人熱血沸騰: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
這是一份來自文化旗手對革命領袖的最高致敬,毛澤東收到信后,也是感慨萬千,他后來在延安,把魯迅的名字刻在了學校,圖書館,藝術學院的門楣上,他在床頭永遠放著一套《魯迅全集》那是他精神的食糧。
甚至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還深情地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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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從未謀面的巨人就像是黑夜里的兩束強光,一束照亮了人們的思想,一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最終這兩束光匯聚在一起,點燃了新中國的黎明。
如今當我們再回味茅盾的那句他是救世,我是弄文,不僅是對毛主席的推崇,更是一種大時代下的清醒。
文人有文人的骨氣,領袖有領袖的擔當,正是因為有了魯迅的筆,喚醒了沉睡的國人,也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的槍,打出了一個新天地。
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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