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抵毀的“東南互保”：實質是不抵抗的愛國

提起“東南互保”，在傳統歷史敘事里，它始終貼著“賣國求榮”“分裂國家”的刺眼標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這些南方封疆大吏，被斥為“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者”，說他們用妥協退讓換取一己私利，置國家主權于不顧。這頂罵名，他們扛了整整一個多世紀。

可很少有人追問：如果真是“賣國”之舉，為何在八國聯軍肆虐北方、清廷搖搖欲墜時，南方卻能保持安寧，成為華夏文明的“避風港”？如果真是“分裂”陰謀，為何南方各省始終沒有借機獨立，反而為中國近代化保留了火種？

撥開歷史的迷霧才會發現，被嚴重詆毀的東南互保，絕非恥辱的妥協，而是特殊時代背景下“不抵抗的愛國”，是“保中華不保大清”的清醒抉擇。

要讀懂東南互保的初心，先得看清1900年的華夏絕境。那一年，北方大地早已亂成一鍋粥：義和團“扶清滅洋”的浪潮席卷山東、直隸，焚燒教堂、斬殺教民的事件屢見不鮮；而身處紫禁城的慈禧，在頑固派的慫恿下利令智昏，竟然向世界十一國宣戰，下達了“召集義民”對抗列強的圣旨。

一時間，北方戰火紛飛，八國聯軍借鎮壓義和團之名大舉入侵，直隸境內生靈涂炭，北京城危在旦夕。

可詭異的是，這場“舉國之戰”卻只局限在北方一隅——南方各省不僅沒有響應朝廷“北上勤王”的號召，反而與列強達成了互不侵犯的“互保”協議。

這一幕，在封建王朝歷史上堪稱空前：一半的朝廷命官公開指責朝廷圣旨有誤，明確表示堅決不予執行。

也正因如此，他們被貼上了“賣國”的標簽。但很少有人知道，南方大員們的“抗旨”，恰恰是為了避免華夏文明徹底沉淪。

故事的轉折點，始于一份被扣押的圣旨。1900年6月，時任帝國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最先看到了朝廷要求南方各省“召集義民”御侮的命令。

憑借對時局的清醒判斷，他深知“以一敵眾，理屈勢窮”，若南方各省跟風而動，必然“同歸于盡”。

于是，盛宣懷冒死扣押了這份圣旨，第一時間給遠在廣東的李鴻章發去密電，提出“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建議，預判朝政已被拳匪把持，未來唯有像咸豐十一年那樣重整朝局才能了事。

李鴻章的回應，堪稱晚清歷史上最具血性的政治表態。他看完電報后，當即轉給張之洞、劉坤一等南方大員，隨后獨自一人給朝廷發去電報，直言“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亂命”二字，看似簡單，卻蘊含著驚人的勇氣——它直接否定了圣旨的合法性，暗示這是朝廷被暴民脅迫下的“偽詔”，這也是近代中國具有進步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事務中展現出鮮明的獨立性與抗爭性。

李鴻章的態度，迅速凝聚了南方各省的共識。張之洞、劉坤一隨即聯名致電清廷駐英大使，明確告知英國政府：中國有足夠能力維護長江流域安全，拒絕英國軍艦入境，避免了“各國援照效尤”的分裂危機。

與此同時，南方大員們緊急磋商，達成一致判斷：朝廷的宣戰決定是“暴民脅迫政府”的結果，絕非皇上本意。張之洞更是直接發電報給朝廷，要求嚴密保護使館人員與外僑安全，提醒朝廷“只有保住使館才有挽回局勢的可能”。

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臺余聯沅與列強駐滬領事正式簽訂《東南保護約款》與《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核心內容直白而清晰：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南方督撫保護；

南方各省絕不支持義和團殺洋舉動，不承認朝廷宣戰詔書的合法性，全力保障洋人在華安全與利益；列強不得在南方采取任何軍事攻擊，遵守中國法律禮儀，維持正常貿易秩序。

隨后，閩浙總督許應骙又與列強訂立《福建互保協定》，互保范圍擴大到廣東、四川、陜西、河南、山東等十余個省份。

就是這樣一份看似“妥協”的協議，卻成了華夏文明的“救命符”。在北方陷入戰火、生靈涂炭之際，南方憑借互保協議保持了安寧與穩定。

要知道，當時南方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區域，江南的紡織業、沿海的對外貿易、長江流域的農業產出，支撐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若南方也卷入戰火，不僅經濟成果會毀于一旦，數千萬百姓也將陷入流離失所的絕境。正如史料記載，當時的南方“物價平穩，夜不閉戶”，與北方的混亂形成鮮明對比，正是這種穩定，為中國近代化保留了寶貴的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