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亡于武昌起義,而武昌起義的導火索就是四川保路運動。
換句話說,正是四川保路運動的爆發,促成了清朝的覆滅。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四川保路運動影響為何這么大呢?畢竟太平天國都沒能撼動清朝的統治。
說白了,這次運動背后有士紳階層參與,在保路運動期間,徹底得罪了士紳階層。
被基本士紳階層拋棄,清朝不亡才怪。
至于保路運動,名義上保的就是鐵路。
自甲午戰敗后,清廷意識到鐵路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因而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開始,朝廷一改之前對鐵路修筑的限制,掀起了大規模修鐵路的高潮。
但修鐵路和之前買軍艦不同,是一個漫長又有耗錢的工程。
比如津沽鐵路,全長130公里,卻花了150萬兩白銀,要知道日本采購的“吉野”號防護巡洋艦也就兩百多萬兩,百公里的鐵路修筑價格,都快抵得上一艘巡洋艦的價格了。
清朝疆域這么廣,想要修筑幾條主要鐵路,花費的白銀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更別說清朝還欠著列強一大筆賠款呢。
以現在清朝的國庫和未來的稅收,怕不是猴年馬月才能修筑幾條大動脈。
但鐵路又不能不修,怎么解決呢?
清廷打算靠民間集資,畢竟民間的士紳階層還是有些家產的.
因此,朝廷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打算發行股票以吸引民間士紳進行資金來修鐵路。
士紳投資后,自動成為鐵路股東,年底的時候,依據投資的多少來進行分紅。
但鐵路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則歸朝廷,相當于拿民間的錢辦朝廷的事。
對于士紳而言,鐵路雖然是前途無限的投資行業。
但鐵路修筑時間漫長且花費的金額實在太多,而盈利又不知道等到猴年馬月,再說鐵路又不歸自己所有,還不如買地當地主比較實在。
因此,朝廷吆喝了半天,參與者寥寥數人,根本撐不起一條鐵路的修筑。
朝廷沒錢,民間又不肯投資,唯一的辦法就是靠列強了。
列強有錢有技術,是最佳的投資對象。
問題是列強修鐵路的要求過于苛刻,利息高,朝廷捏捏鼻子也忍了,反正債多不壓身。
至于用列強的機車鐵軌和列強的工程師,朝廷也沒意。
唯一讓清廷不滿的就是列強要清朝抵押鐵路的經營權,什么時候還清貸款,什么時候還給清廷。
而貸款呢?一般都是十幾二十年起步,換句話說,清廷忙活了一圈,就提供了土地和工人,其他啥也沒得到,還不如不修。
民間不肯,列強要求又苛刻,朝廷又沒錢,鐵路又不能不修。
最終,清廷還是讓民間資本修鐵路,為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清廷允許民間成立鐵路公司,獲得鐵路的經營權和所有權。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準列強參與其中。
有了經營權和所有權,倒是吸引了不少民間士紳投資。
清朝修的鐵路和時間(包括列強修的)
一時間,滬杭甬、漳廈、潮汕、新寧鐵路開始修筑起來。
問題是這些鐵路沒有統一的標準,各省請的工程師和用的標準又不一樣,串聯起來過于麻煩。
就算鐵路修好了,但經營的未達到預期,很多參與的士紳賠了個底朝天。
連年虧損下,其他士紳也不想繼續投資參與了。
而朝廷呢這時候也認為,民間修鐵路雖然節約了朝廷不少錢,但標準不一加上修筑太慢,完全達不到預期。
因而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時候,郵傳部上了一份《統籌全局鐵路折》的折子,提出主干線鐵路由朝廷修,至于地方支線鐵路,可以適當給地方修筑。
問題是朝廷有錢修嗎?還是沒錢啊,這份提議很快就石沉大海了,朝廷大修鐵路的計劃再一次慢了下來。
而在其他地方修筑鐵路熱情冷卻的時候,四川士紳倒是高漲了起來。
為啥呢?因為他們發現投資鐵路是穩賺不賠的大買賣。
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四川總督錫良設立“官辦川漢鐵路公司”,要修一條成都到漢口的鐵路。
川漢鐵路全長兩千公里,預計得5000萬兩白銀。
這筆錢,夠《馬關條約》四分之一的賠款了,朝廷肯定拿不出,只能錫良自己想辦法。
一開始,錫良也是和其他省份一樣,靠募集民間資金來修鐵路。
但四川士紳看到別的省份修的鐵路不僅沒賺到錢,還虧了不少,自然不樂意投資。
機智的錫良想了一個辦法,既然你們不投資,那我就加稅,通過稅收來募集修筑資金。
不久錫良全省各地張貼《集股章程》的布告,宣布收取“抽租之股”以修建鐵路。
在錫良眼里,反正朝廷攤派的苛捐雜稅這么多,不差他一個,而且他還給農民股份的。
根據《集股章程》所說,從今年開始,全省農戶凡年收租十石糧食以上者,需繳納其實際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作為“租股”。
而這筆錢,將成為川漢鐵路的原始股本,日后川漢鐵路盈利了,將會參與分紅。
對比之前的苛捐雜稅,錫良的攤派好歹還有個分紅的誘惑,日后百姓也會因川漢鐵路的運營成功而拿到錢,皆大歡喜。
問題是錫良真這么好心?先別說什么時候修好,什么時候盈利。
就看單股資金的要求,就看出錫良根本就沒打算分紅,所謂的入股分紅,其實就是障眼法。
錫良規定,每一股最小的面額為50兩白銀,只有等大家逐年繳納湊足50兩后才能拿到川漢鐵路的收據。
在清末這個時代,四川農戶一家辛辛苦苦能賺個幾兩銀子已經燒高香了。
就算富裕的家庭,一下子也不一定拿出50兩銀子,所以,農戶們想要達到50兩最低要求,基本不可能。
而分紅又需要收據,可見所謂的入股,不過還是一種稅收。
就是拿了百姓的錢去修鐵路,完了還不給分紅的那種,況且雖然是向全省收錢,但地主鄉紳會將這筆成本轉嫁到普通農戶身上。
因而這個《集股章程》一出,立即引起不少普通農戶的怨言。
相對于他們,四川商人鄉紳看到這個《集股章程》后,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一本萬利的買賣。
以他們的身份,50兩還是輕輕松松可以拿出來的。
當然,他們參與進去并非看到日后的分紅,而是一旦成為股東,就可以白拿百姓錢而不需要給百姓任何收據。
要是川漢鐵路日后賺錢,他們跟著賺錢,要是虧了,虧得最多的是百姓而不是自己。
和其他省份相比,風險小到忽略不計。
因此,《集股章程》一出,四川商人鄉紳立即搶著入股。
僅僅六年,就募集了1198萬兩的白銀,差不多是目標的四分之一。
這近1200萬兩的募集資金中,四川衙門僅有23萬兩,占比1.9%,商人鄉紳只有245萬兩,占比20.45%,余下的928萬兩都是來自百姓的租股。
雖說百姓占了大頭,但鄉紳和官府靠不到22%的占比,控制了所有的募集資金。
既然已經有了這么多錢,接下來就該修鐵路了。
問題是這幫鄉紳根本不想修鐵路,只想拿這筆錢去錢生錢,然后將賺的錢拿到手上。
而當時來錢最快的方式就是炒股。
早在清末時期,國人就喜歡炒股,而在各個股票中,最為火爆的就是橡膠股票。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因為橡膠市場的火爆,引爆了全球橡膠股票市場。
宣統元年(1909年),倫敦交易市場一磅橡膠僅有3先令,但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飆升到12先令。
橡膠市場火爆,橡膠公司的股價也一路瘋漲,國內不少人也跟著買。
但大部分人還是不知道怎么買的,麥邊洋行就抓住機會,搞了虛假的蘭格志橡膠公司,以高額分紅吸引大家購買。
一開始,蘭格志橡膠公司一股為60兩,雖然高,但在三個月就可以分12.5兩的誘惑下,很多人紛紛搶購。
僅僅一年,蘭格志橡膠公司一股就躥升到1160兩。
其他洋行眼紅,有樣學樣,一時間,國內人人購買橡膠股票。
另一邊擔任川漢鐵路駐滬總收支施典章,也想靠股票賺一筆,就在宣統二年(1910年)5月的時候先后投了280萬兩白銀。
可誰知6月份,橡膠市場就崩盤了,蘭格志橡膠公司卷錢跑路,留給清朝股民一地雞毛。
施典章本想大賺一筆,結果卻賠了個底朝天。
當然,除了施典章,其他股東也東挪西挪了,導致募集資金也一少再少。
這邊四川百姓眼巴巴等著修鐵路分紅,這邊股東早就左手騰右手,坑了不少錢。
眼看募集了幾年,鐵路還沒影,加上虧了不少錢,為了能夠繼續募集資金,股東們商量,先修一條宜昌到萬縣的鐵路做做樣子。
宜昌到萬縣地處三峽地區,地形復雜,以當時的條件,是鐵定修不了的,哪怕是新中國還是在2010年建成通車的。
之所以選擇宜昌到萬縣這條鐵路,純粹是糊弄人的。
為做樣子,他們還請來詹天佑當工程師。
而詹天佑一到工地,就明白,這幫人壓根就不想修鐵路,而且不少人趁修鐵路之際,中飽私囊。
一段三十里還沒鋪好的鐵路,居然花了300萬兩。
這哪是修鐵路?分明是分錢來著,氣的詹天佑扭頭就走。
而在川漢鐵路募集資金的時候,廣東鄉紳也是如此,將募集的資金另做他用。
民間修鐵路一地雞毛,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覺得勢必要干預一下了。
盛宣懷認為,鐵路是經濟的命脈,必須由朝廷掌握,再說自己掌握漢冶萍煤鐵廠現在壯大,要是修鐵路采辦漢冶萍煤鐵廠的鐵軌,這將是一筆天文數字。
而朝廷見民間募集修鐵路修了十來年,難以達到預期,決定停止民間鐵路的修筑。
宣統三年(1911年)5月9日的時候,盛宣懷就以郵傳部大臣名義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收回所有已經修筑的鐵路。
至于募集的資金怎么辦呢?自然是退回嘍。
此時,清廷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獲得了4800萬兩修筑資金,自然夠賠了。
至于如何退還,盛宣懷給了兩個方案。
一個就是原先鐵路公司的股票換成朝廷的股票,利息依舊是六厘。
另一個就是按照原入股時的價格退還現,不過得從5年后開始給,這筆錢會在15年內發放完畢。
對于這幫股東而言,都不算虧本,當然這是針對湖北和湖南的鐵路公司股東的,因為這兩地募集的資金并不多,大頭其實就是廣東和四川。
對于廣東,盛宣懷的安排是股票先還原值60%的現銀,剩下的40%轉為朝廷的無息債券,擇期還清。
對于這個條件,廣東鄉紳們也默認同意了。
問題是湖南、湖北、廣東都有方案了,就四川沒有方案。
為啥呢?因為相對于這三地,四川鄉紳敗的資金太多了,盛宣懷不想填這個窟窿。
因為股市的虧損和修鐵路的損耗,加上雜七雜八的挪用消耗,賬上居然只有700多萬兩了,盛宣懷可不想填600萬的虧空。
此前四川鄉紳聽說朝廷將鐵路收為國有,其實還很高興的。
因為這么一來,就可以利用朝廷來平賬,之前的虧空將一筆勾銷。
問題是盛宣懷不想當冤大頭,而且給出的補償方法是不還現銀,已經用于修鐵路和存有的款項以國家鐵路股票形式發放,虧掉的錢,朝廷不負責。
方案一出,四川鄉紳就炸鍋了。
畢竟虧掉這么多錢,可平息不了百姓的民意,就聲稱朝廷貪了此前的股本,不肯全認。
一幫老百姓哪里知道鄉紳居然搞出這么多事情?單純的以為就是朝廷貪了他們的錢。
加上鄉紳說朝廷為了向洋人借錢,把川漢鐵路抵押給了洋人。
這下子,算是徹底點燃了大家的怒火,保路運動就爆發了。
當然,除了因虧空的原因之外,還有鄉紳們對朝廷假立憲的不滿,尤其是“皇族內閣”推出后,讓這幫鄉紳們對朝廷徹底失望。
自庚子之變后,朝廷就開始逐步推行立憲。
只是如何立憲,立憲到什么程度,慈禧一直權衡和猶豫。
畢竟立憲,相當于讓渡一部分權力,讓渡多少,是否威脅皇權,其實都是得考慮的問題。
而這一猶豫,就拖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雖說搞出了立憲方案,但很快,光緒和慈禧一前一后去世,立憲的重任交給了攝政王載灃。
自清廷準備立憲后,各地紛紛建立的立憲團體。
當然,參與進去的其實都是各地士紳,可以說立憲派的基本盤就是各地士紳。
不過以大中士紳更多,至于小士紳則不少是革命黨,當然二者不是完全涇渭分明的,存在不少大量可左可右的士紳。
大部分時候,立憲派代表的大中士紳占據領導權,也算他們基本把握了地方的話語,而大量小士紳也跟著者。
隨著各省都陸續設立了咨議局,也就是地方議會,預備立憲正式進入了進程。
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又成立了資政院,資政院相當于議院,可彈劾軍機處和地方督撫。
咨議局和資政院的建立,代表基礎的君主立憲結構得以確立。下一步就是召開國會,成立內閣了。
所以這段時期,革命黨的活動步入了低潮。
為啥呢?因為士紳之所以支持革命,其實就是為了逼迫清廷讓渡權力。
立憲的本質其實就是清廷和廣大士紳的利益交換。
如今朝廷已經立憲了,既然可以和平得權,何必打打殺殺?
本來地方士紳就掌握一部分地方權力,要是立憲后,會繼續加強自身權力的。
至于革命,革命黨本來是沒什么權力的,日后革命成功,革命黨掌握話語權,必然會擠壓地方士紳的權力。
就權力分配而言,無疑是立憲獲得的利益更多。
所以士紳大都投了立憲派,革命黨就沒人了。
因而這段時期,革命黨為推動革命,放棄原先動用會黨和新軍起義的做法,而是直接動員同盟會成員發動起義,也就是黃花崗起義,以壯革命士氣。
要是清廷繼續推行立憲,按照此前的約定讓渡權力的話,清廷未必不可能繼續茍延下去。
問題是,清廷愿意嗎?根本不愿意,立憲不過是糊弄人的花架子。
比如咨議局,需要經過督撫的同意,督撫亦可否決,且有權解散咨議局。
資政院呢?雖然是議院性質,但其總裁和副總裁皆由朝廷任命。
資政院成員雖有兩百人,但一百人是朝廷任命,剩下一辦雖然靠選舉,但需要地方督撫認可后才可以任命。
問題是地方督撫又不是選的,還是朝廷任命的,這意味著資政院上下都是朝廷的人。
另一邊資政院雖可彈劾軍機,但軍機處依舊凌駕于資政院,甚至可以駁回資政院決議。
一旦雙方出現爭執,則交給皇帝裁決。
這哪里是立憲?分明是套著立憲而繼續搞君主制那一套。
因而地方立憲的士紳不樂意了,要求立即召開國會,請愿開國會的各地代表一撥接著一撥。
面對滔天的民意,載灃選擇讓步。
本來是“宣統八年(1916年)”開國會正式立憲的,但在各地立憲派的請愿下,需要在“宣統五年(1913年)”開國會,同時會在宣統三年(1911年)成立內閣。
提前開國會且提前成立內閣,倒是安撫了一下立憲派。
可誰知宣統三年(1911年)4月內閣成員公布的時候,輿論嘩然,因為內閣成員基本都是皇族,也就是皇族內閣。
這下子,算是徹底和地方士紳為代表的立憲派撕破臉了。
而恰巧,朝廷要收回川漢鐵路又不肯填補虧空,這更要士紳們的命了。
發動保路運動的領導人蒲殿俊和羅綸,蒲殿俊是四川咨議局議長,羅綸是四川咨議局副議長,是四川士紳領袖兼立憲派首領。
可見保路運動最初就是四川立憲派發起的運動。
在他們看來,自己是清朝統治的基本盤,雖然立憲要權,但還是支持清朝這桿大旗的。
結果,反手就把他們老底揭了,讓他們面臨四川百姓千夫所指,雙方關系能不緊張嗎?
事實上,除了四川保路運動群情激奮,各地其實也有的。
此前假立憲就引起各地不滿,也讓大家對清廷的信任度達到了冰點。
而后就是宣布鐵路收歸國有,雖說給出了補償方案,但誰能相信這不是朝廷故意為之?是為了掩蓋自己假立憲以鎮壓立憲派的抗議,玩的一手釜底抽薪?
當然,清廷還真沒打算借鐵路收歸國有以鎮壓立憲派抗議。
純粹是地方士紳集資修鐵路一地雞毛,各種挪用,還不如清朝自己來修,就算修的再爛也會比地方士紳好。
只是隨著保路運動的高漲,事情的走向依舊無法控制了。
當然,一開始還是由回旋余地的。
前面說了,保路同志會的會長和副會長是蒲殿俊和羅綸,也就是立憲派發起這場運動。
而這些立憲派本質上還是支持大清的,甚至保路運動初期,端的還是光緒皇帝的牌位。
以先皇牌位反對現在,說明他們還是支持大清的,只要朝廷收回成命,然后安撫一下,花個幾百萬兩填補一下,這個事情也就過去的。
另一邊,重新選內閣,和立憲派緩和一下對立再說。
看載灃不樂意啊,認為保路運動就是民變,撤了不肯積極鎮壓的代理總督王人文,換上了趙爾豐,讓其鎮壓。
趙爾豐也認為盛宣懷現在過于強硬,委婉勸了一下。
誰知盛宣懷不聽,將僅存的川漢鐵路現銀交給了他和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
這下子可就讓事情發生了變化,本來大家還是請愿的。現在發展到抗捐、抗糧,甚至起義了。
另一邊朝廷也不肯退讓,強令趙爾豐處理。
端方更是彈劾趙爾豐,讓朝廷革了他職,好讓自己擔任四川總督。
9月7日,趙爾豐下令鎮壓請愿,逮捕了蒲殿俊等人,還打死32位請愿群眾。
這下子,徹底不可收拾了,因為保路同志軍崛起了。
保路同志會和保路同志軍雖一字之差,但天差地別,保路同志會和領導人是立憲派蒲殿俊,而保路同志軍呢?是同盟會成員龍鳴劍。
龍鳴劍,1911年11月病逝于宜賓鄉下
也就是說,革命黨現在領導保路運動了。
在同盟會的領導下,保路同志軍開始和清軍作戰。
四川立憲派因假立憲和皇族內閣不滿,鐵路收回國有又會讓自己虧空徹底保路,請愿又被鎮壓。
立憲派算是徹底心寒了,革命黨趁機崛起,大中士紳大量轉而支持革命黨,四川遂成燎原之勢。
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杰等宣布榮縣獨立。
而四川清軍力量薄弱,不得不調湖北新軍入川。而湖北兵力一空虛,武昌起義就爆發了。
武昌起義爆發后,湖北的立憲派領袖湯化龍,決定支持革命,也讓猶豫不決的黎元洪吃下定心丸。
而湖南立憲派派領袖譚延闿看到勢頭后,也支持革命。
至此,除了少數立憲派還支持清廷外,大部分立憲派都倒向支持革命黨,清朝很快滅亡。
就這個而言,四川保路運動,算是壓倒清王朝覆滅的最后一根稻草。
問題是四川保路運動運動究竟保的誰的路呢?
本意是地方士紳維護自己的利益,但陰差陽錯,奏響了清王朝覆滅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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