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殷汝耕被執行死刑，行刑前提出請求：希望能夠念幾聲佛經

1947年12月1日，南京朝天宮那叫一個熱鬧，比過年趕集還擠。

幾萬個南京老百姓把刑場圍了個水泄不通，大家不是來看戲的，是來看殺頭的。

五花大綁跪在地上的那個，不是別人，正是號稱“華北第一大漢奸”的殷汝耕。

這人死到臨頭了，戲還挺足，也不尿褲子，反而神神叨叨地念起了《金剛經》，最后還給圍觀群眾整了一首絕命詩：“春來春去有定時...殺身成仁何所辭。”

不知道內情的，聽這幾句詞，還以為是哪位民族英雄要就義了。

可當槍聲真響了，他倒在血泊里那一刻，周圍爆發出的不是哭聲，而是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一個把壞事做絕的賣國賊，臨死前非要往自個兒臉上貼金，說自己是“殺身成仁”，這不僅是對這四個字的侮辱，簡直就是個黑色幽默。

這就好比一個職業強盜被抓了，臨死前說自己其實是在幫大家保管財物，誰信啊？

要說這個殷汝耕，其實起跑線并不低。

他是浙江人，家里是官宦世家，那是正兒八經見過世面的。

早在1904年，21歲的他就去了日本留學。

按理說，那個年代能去日本留學的，大多是為了救國，殷汝耕一開始也確實加入了同盟會，甚至辛亥革命那會兒還跟著黃興回來搞過事情。

但人是會變的，尤其是那種這山望著那山高的人。

隨著袁世凱把革命果實一竊取，國內局勢一亂，殷汝耕那個所謂的“救國夢”啪嘰一下就碎了。

他覺得在中國混沒前途，扭頭又跑回了日本。

這一回，他徹底放飛自我了，書也不好好讀了，干了一件改變他基因的事兒——娶了個日本老婆，還給自己起了個日本名：井上耕二。

“井上耕二”這個名字，就像個魔咒，把他徹底鎖死在了日本人的戰車上。

回國后，他發現了一個財富密碼：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懂日語、在日本有關系，那就是稀缺資源啊。

于是，他開始在北洋政府里混，名為外交官，實則是日本人的“帶路黨”。

最離譜的是在蘇北，他幫著日本特務搞了個什么“農墾公司”。

聽著像種地的，其實是在幫日本人測繪地形、收集情報。

這哪是種地啊，這分明是在給以后鬼子進村畫地圖呢。

如果說這會兒他還是偷偷摸摸地干，那到了1933年，他就徹底不裝了。

那年簽《塘沽協定》，殷汝耕是國民政府的談判代表之一。

在談判桌上，這哥們兒簡直就是日本人的“影子代表”。

他利用自己的人脈和語言優勢，連哄帶騙，幫著日本人把冀東22個縣劃成了“非武裝區”。

這意味著啥？

意味著咱們自家的軍隊得撤出去，把華北的大門卸下來，敞開讓日本人進。

這時候的殷汝耕，已經是日本軍部眼里的紅人了。

他那個“行政督察專員”的帽子，實際上就是日本人賞的。

到了1935年，日本人的野心更大了，想搞“華北五省自治”，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

這時候，各路軍閥還要點臉，都在觀望，沒人敢當這個出頭鳥。

殷汝耕急了，他覺得這是個千載難逢的上位機會。

當年11月，他在通州就像個跳梁小丑一樣，公然宣布脫離中央，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這是抗戰全面爆發前，中國土地上第一個由漢奸公開建立的偽政權。

在這個偽政權里，殷汝耕那是比日本人還日本人。

他把五色旗一掛，開始瘋狂搞“冀東走私”。

這事兒在當時可是轟動全國。

殷汝耕把關稅降到幾乎沒有，日本的糖、布料、人造絲像潮水一樣涌進來，咱們自己的民族工業瞬間就被沖垮了。

而且，他還把中國的白銀大量運往日本。

那幾年，國民政府的財政被他搞得大出血，差點沒緩過勁來。

更缺德的是，他對下一代下手。

他在冀東推行奴化教育，把課本里的中國歷史全刪了，強迫孩子們學日語，還要背什么“中日親善”。

那陣子，殷汝耕住在通州的豪宅里，吃的是日料，睡的是榻榻米，除了那張皮是中國人的，里里外外都已經“變異”了。

他以為只要當好了干兒子，日本爸爸就能保他一世富貴，結果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不久，駐扎在通州的日軍太猖狂，欺負到了偽軍家屬頭上。

這下把殷汝耕手下的保安隊給惹毛了。

張慶余、張硯田兩位將領一合計：反正都是死，不如反了！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通州起義”。

起義軍一舉端了日本特務機關，還把殷汝耕這個大漢奸給活捉了。

當時起義軍那是真想斃了他，可惜這老小子命大，趁亂跑了，最后被日軍救走了。

你猜怎么著？

日本人把他救回去之后，不但沒安慰他，反而把他抓起來關了三個月。

在日本人邏輯里，你連自己手下都管不住，差點壞了皇軍的大事，那就是廢物。

殷汝耕這下傻眼了，自己賣國賣得那么起勁，差點把命搭上，結果主子根本沒把他當人看。

這也算是漢奸的宿命吧，在同胞眼里你是鬼，在主子眼里你是狗，還是條沒用的狗。

雖然后來他又厚著臉皮在汪偽政權里混了個一官半職，甚至為了討好日本人，還提出過“挖運河方便日軍運兵”這種斷子絕孫的建議，但他再也沒能回到核心圈子。

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冀東王”，最后幾年其實是在惶恐和被冷落中度過的。

1945年日本投降，殷汝耕的好日子徹底到頭了。

他在北平被捕的那天，老百姓那是奔走相告，比過節還高興。

這筆賬，終于要算了。

到了南京高等法院，殷汝耕還想垂死掙扎。

面對那堆積如山的罪證，他居然寫了一大篇《自白書》。

他的邏輯特別清奇，說自己成立偽政權是為了“保存元氣”，是在替國家“守土地”，甚至還說自己是“忍辱負重”。

這套歪理邪說，別說法官聽了想笑，就是旁聽席上的大字不識的老太太都聽不下去。

那滿目瘡痍的冀東大地、那些被洗腦的孩子、那些流失的白銀，哪一樁不是鐵證？

法院也沒跟他廢話，終審直接判了死刑。

宣判的那一刻，殷汝耕大概是徹底絕望了。

回看守所后，他開始瘋狂抄佛經，想從菩薩那里找點安慰。

或者是想給自己編織一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幻覺，好讓自己死得不那么難看。

但他那句“殺身成仁”，喊得越響，就越顯得心虛。

一個為了榮華富貴引狼入室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竟然不敢直面自己丑陋的靈魂，還要披上一件仁義的外衣。

這不僅僅是無恥，更是一種可悲的虛無。

隨著那聲槍響，殷汝耕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他的死，沒有換來任何人的同情，只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警示。

在那個大時代的洪流中，每個人都要做選擇。

有人選擇了在槍林彈雨中為國捐軀，那是真的成仁；而殷汝耕選擇了出賣靈魂，以為能左右逢源，最后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那個因為子彈穿過腦袋而留下的血洞，大概就是歷史給他那個“殺身成仁”最諷刺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