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上大學我就要造反！南京老刑警王田箴親歷的1954年反動投書案

1954年8月3日，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二科戶籍民警王田箴（從警5年）由于表現突出（此時王田箴因為連破兩起私藏槍支案已有一個二等功在身，王田箴如何破獲這兩起私藏槍支案的請看本廠長兩次基層走訪起獲兩支手槍，南京老戶籍警王田箴親歷的兩起藏槍案一文），被一紙調令從秦淮分局調到南京市公安局一處當偵查員。

王田箴

雖然行政級別沒有變，還是副科級，但是從分局調到市局，那在同事們眼中就是“一步高升”，大家都為王田箴由衷感到高興，不過在王田箴臨行前，二科科長給王田箴潑了一盆冷水：“小王啊，一處偵查員文化、業務素質都很高，個個精明強干，沒有本領的人在一處站不長，是會被淘汰的，你要加強學習，不然被退到這里來，我可不收喲。”

已經背上行囊的王田箴當即立正，“啪”的一聲向科長敬了個軍禮：“科長放心，我一定盡快提高文化和業務素質，認真向老同志學習，做一名合格的偵查員，不給二科人丟臉！”

科長笑了：“這才是我們二科出來的兵，快去吧，要好好干！”

“是！”

老照片：兩名身穿50式警服的公安民警的合影

王田箴報到后沒多久，市局一處就在8月12日收到一起反革命案件的偵破任務，起因是八月初的時候郵檢組查獲的兩封從中華路郵局寄出的反動信件，內容是對油糧統購統銷政策及失學的現狀極為不滿，謾罵基層干部，散布反對和抵制共產黨領導的言論。聲稱已經成立了“組織”，準備先殺解放軍戰士，奪取槍支彈藥后上山打游擊。

南京市公安局對此極為重視，成立由一處處長高炳林親自督辦，由副處長秦學詩擔任組長的六人專案組，王田箴來一處報到的時候剛好是專案組缺人手的時候，當即就被秦學詩副處長“抓了壯丁”，被薅進專案組“跑腿”。

在案情分析會上，眾人認為從投信時間、地點、內容分析判斷，作案人應以秦淮區為主，失學高中生及待業青年、地主資本家家庭出身的為主要對象。隨即，排查工作就此展開，重點放在秦淮區的教育科以及各所中學檔案中的問題青年。

經過一個月的緊張工作，專案組排查了六百一十七名嫌疑對象，從中圈出了五十一名重點對象，最后又從這五十一人里面圈出了六個人，其中排在嫌疑度第一位的是家住中華路的自行車行老板李某某的大兒子李端成，由于他高中畢業后沒有考上大學，心中非常不滿，曾經到秦淮區區政府和教育局吵鬧過，未果后自暴自棄參加流氓組織，曾潛入原來畢業的高中學校圖書館偷盜圖書和考卷，甚至還阻止同學參軍。另外，二號嫌疑人——家住江寧縣（當時屬于鎮江專區，今屬南京市江寧區）的余大寶和李端成是高中同學，高中畢業后同樣沒有考上大學，此后和李端成聯系密切——

老照片：自行車車行

于是專案組將李端成和余大寶列為重點嫌疑人進行深入排查，但是通過搜集他們留在學校里的筆跡和反動信件上的筆跡進行比對后卻發現兩人的筆跡和反動信件上的筆跡完全對不上，這下讓專案組成員們的士氣大受打擊，連組長秦學詩都對之前的偵查方向產生了懷疑——

但是新來乍到的王田箴不死心，雖然人微言輕沒有貿然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下班后卻將自己留下來獨自加班，將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里頭拿著放大鏡對李端成和余大寶的字跡樣本和兩份反動信件反復研究比對，突然發現其中一封反動信件中有一個字的筆鋒和墨水顏色和其它的字有些許不同。

于是，王田箴有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推測：這兩封反動信件應該不止一個人所寫！

9月15日，王田箴鼓足勇氣向秦學詩匯報了他的這個想法，秦學詩如同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立即請技術處的同志用顯微鏡對信件的字跡進行逐字檢查和比對，結果發現這兩封信件上一共有四種不同筆跡和兩種墨水。換句話說，這兩封反動信件是四個人用兩支鋼筆寫下來的。

據此，秦學詩認為此案系多人共同作案，應繼續圍繞李端成和余大寶的社會關系擴大排查范圍，眾人的信心得到了恢復。散會后，秦學詩笑著拍著王田箴的肩膀說：“小王啊，不管這案子破沒破了，你都立了一大功！”

在對李端成的社會關系調查中，專案組又發現李端成的高中同學——家住江寧縣陶吳鎮的陶啟良也曾因為沒考上大學多次前往教育局吵鬧，并多次發表對政府不滿的言論，且了解到陶啟良在學校就讀期間語文成績較好，尤其是一手硬筆書法字寫得非常好。于是王田箴要來了陶啟良在高中時寫的作文交給技術處，和反動信件進行比對，結果發現信中大部分的筆跡和陶啟良寫的作文筆跡相似，但還不能完全確定兩者可以作同一認定。

老照片，1952年第一次高考時的場景

于是，王田箴和偵查員杜敏高騎著自行車騎行二十多公里前往江寧縣陶吳鎮實地調查，在陶吳派出所的協助下取得了陶啟良近期的筆跡樣本，帶回來交技術處進行比對后可以確認兩封反動信件都是陶啟良執筆的，然后有多人在上面動筆進行了修改。

得知比對結果后，秦學詩大喜過望，立即下令將李端成、陶啟良和余大寶拘留審查——

“大記憶恢復術”加持之下，余大寶首先扛不住“酸爽的伺候”交代說：“警察叔叔，這不關我的事啊，信是李端成起草的，陶啟良執筆的，我和姜樹成不過是改了幾筆而已，真的不關我的事啊。”

隨即專案組迅速拘捕了姜樹成，還沒上“刑違藝術”時姜樹成已經嚇尿了，把他知道的一股腦的全招了。四個成員撂了兩個，那李端成和陶啟良再怎么死扛也沒有用，最終也只好說了實話：

原來，四人因為當年沒考上大學，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而是認為分數線太高，或者有人“走了后門”頂掉了原本屬于他們的錄取名額，心存不滿，多次以“查分”的名義去秦淮區教育局鬧事，一開始教育局的同志還耐心給他們解釋，到后來也對他們煩了，也就不再接待他們。

如此“怠慢”讓這四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集體破防了，于是經常聚集在一起暗中收聽敵臺，然后書寫反動信件聲稱自己準備殺害解放軍、搶奪槍支后上山打游擊，向敵特留下的通信地址進行投遞，要求獲得支持，信件的內容是他們四個當中頭腦最靈活、出口成章的李端成起草的，由字跡最漂亮的陶啟良執筆書寫，完稿后由余大寶和姜樹成修改了一些字后裝入信封，由李端成投入中華路郵局的郵筒中——

南京老郵筒

至此，本案告破，李端成和陶啟良以反革命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年，姜樹成和余大寶以反革命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和五年。

由于表現突出，王田箴在1955年4月被南京市公安局授予第二個二等功，并在同一年光榮的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升任市局一處一股副股長，成為一處的業務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