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百姓餓死,媒體也要稱頌。這是一種出于愛國的自發性計劃生育,民眾追隨偉人解決老齡化的自愿行為。
要理解這事,就得先明白它的權力邏輯和宣傳機器是怎么擰成一股繩的。
這個政權自稱代表了人類最先進、最科學、最必然的社會發展方向,它的一切政策、一切行動在理論上都天然是正確的,是歷史規律的體現。
既然總是正確的,結果自然就只能是勝利和前進。
失敗?挫折?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一定是暫時的困難或者是階級敵人破壞造成的。承認失敗就等于承認這套意識形態和領導它的黨可能錯了,這動搖了合法性的根基。
所以從最高領袖到基層報紙,整個系統都必須維持一個永遠高歌猛進,以勝利走向勝利的幻覺。哪怕現實已經千瘡百孔,這種只能贏的執念在最殘酷的時期催生了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宣傳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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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經典的例子就是1930年代初的大饑荒,尤其是在烏克蘭,由于強制推行集體農莊和近乎掠奪性的糧食征收,農村的存糧和種子被搜刮一空,導致了一場規模駭人,死亡數百萬的人為大饑荒,餓殍遍野,人吃人的慘劇都在發生。
但同一時期的蘇聯媒體在干嘛?
《真理報》的頭版正在熱情洋溢的報道某個集體農莊超額完成糧食交售任務的喜訊,或者歌頌工業化建設的偉大成就。饑荒這個詞是絕對禁止出現的,所有相關的信息都被封鎖。
官方的解釋口徑是什么?
如果有地方出現糧食短缺,一定是富農分子為了破壞蘇維埃政權而藏匿和糟蹋糧食。
人民的忍耐則被描繪成一種為了國家工業化長遠利益而做出的光榮犧牲。
所以一場赤裸裸的政策災難在宣傳機器的加工下硬生生被扭曲成了兩個敘事:
一是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證明,二是人民覺悟崇高的體現。
餓死不是悲劇,而是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了生命,這種邏輯冰冷到了極點。
如何解釋這種大規模的非正常的人口減少?
極端的宣傳有時候會滋生出一種更加荒誕、更加玩世不恭的民間解讀或反諷。
大規模的人口減損不是災難,反而是人民群眾領悟了領袖深謀遠慮后的自覺行動。他們自愿減少人口是為了給國家減輕負擔,是為了響應解決未來老齡化社會問題的未雨綢繆。
這種諷刺之所以鋒利,是因為蘇聯的邏輯悖論。
蘇聯總是用崇高意義去覆蓋和消解一切具體的個人苦難。
盡管這不是真正的民眾想法,所以蘇聯的只能贏不能輸本質上是一種系統性自我欺騙和恐懼的外化。領導層需要這種敘事來維持權威和士氣,宣傳系統必須生產這種敘事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而長期浸泡其中的一部分人要么變得麻木而真誠的相信,要么就發展出這種尖刻的解構一切的反諷來保護自己心智不至于崩潰。
它導致了一個致命后果,這個體制喪失了從錯誤中學習,實事求是進行糾偏的最基本能力。
農業政策釀成大饑荒不是政策錯,是敵人壞。計劃經濟效率低下,消費品短缺不是體制問題,是群眾覺悟還不夠高或者又是破壞分子搗亂。所有問題都被歸因于外部和個別因素,自身永遠正確永遠勝利。
這種病態的勝利學,像一劑慢性毒藥,讓蘇聯機體對真實的危機越來越麻木。
最終在虛假繁榮的報道和空洞口號的轟鳴中迎來了無人哀悼的轟然倒塌。它留給世人的最大教訓或許是一個不能坦然面對失敗,無法容忍真相的社會。無論它把勝利的號角吹得多么響亮,都注定無法贏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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