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太多是種風險嗎？委內瑞拉如何逐漸從富裕走向貧窮

在委內瑞拉的許多城市，不少上班族養成了一個固定動作，工資一到手，盡快換成更穩定的資產，美元、耐用商品，甚至是電子貨幣。理由很簡單，通脹，“錢每多放一天，價值就少一點。”

對他們來說，這似乎已經和早晚刷牙一樣日常，習慣的背后，是一種不再說出口的共識，購買力在持續流失，未來這個詞，變得搖晃。

一個社會要經歷多少事，才會走到這一步？

如果把鏡頭拉遠，你會看到資源、財政與制度這隱蔽但清晰的鏈條，而委內瑞拉的故事，就寫在這條鏈條里。

一、繁榮的起點

20世紀中葉，石油工業的興起把委內瑞拉從一個以農業、咖啡出口為主的經濟體，推上了“資源大國”的軌道。

石油出口帶來的外匯，讓這個國家在70年代一度躋身世界高收入行列；學界普遍認為，那時的委內瑞拉，是拉美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當時的感覺大概是，地下有的是油，地上自然有的是錢。

石油本身就是一種“濃縮的時間”，幾百萬年的地質演化，變成即時可以使用的能源和外匯收入。

一個本來不富裕的國家，一旦掌握了這種資源，確實有機會實現跨越式改善；但資源帶來的第一份禮物，往往也隱藏著賬單。

二、資源的陰影

經濟學里有個概念叫“荷蘭病”，當一個國家過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匯率升值、進口變得便宜，國內其他部門就很難和海外產品競爭，本地制造業和農業被擠壓；長期下來，經濟結構變得單薄。

委內瑞拉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石油井噴期，商店里進口商品充斥，看起來豐富而繁華；但這繁華，很大程度上是“石油換來的消費”，而不是“產業升級換來的收入”。

更微妙的變化，是當大部分收入來自資源租金而不是公民納稅時，社會反而更依賴“分配能力”來維持運轉；這也是“資源型經濟”的深層風險。

三、“順周期”財政

如果資源只是額外紅利，問題還不大；更危險之處在于，當它變成了財政的“唯一主心骨”。

挪威在發現石油后，設立主權財富基金，把大部分石油收入鎖入長期投資，規定每年可用于預算的比例有限，盡量削弱油價對財政的直接沖擊。沙特等國也在近年積累了較大的公共儲備。

委內瑞拉走的卻是另一條路，油價高時，大幅擴張公共開支、補貼與社會項目；油價跌時，缺乏足夠的緩沖基金，只能靠借債與增發本幣填窟窿。

拉美經委會（ECLAC）的估算顯示，2013至2021年間，委內瑞拉經濟累計收縮約75%。這不是某一年操作失誤造成的，而是長時間“順周期財政行為”的集中爆發：繁榮期擴張承諾，衰退期沒有緩沖，只能以更大的不穩定來對沖。

當大宗商品的價格曲線被當作長期政策的基礎時，任何一次價格跳水，都會被放大為一場社會性震蕩。

四、從賬本到貨幣：高通脹如何吞噬時間感

財政赤字本身并非原罪，關鍵在于，如何填補。

在面臨外部融資受限和內部稅基薄弱的雙重壓力下，貨幣往往會被推上前臺。

當央行被動承擔“最后付款人”的角色，貨幣供給成為財政的止痛藥：短期可以緩解支付困難，長期則稀釋了貨幣的購買力。

高通脹的傷害，不只是物價“漲得快”，更體現在對社會時間感的破壞上，儲蓄失去意義，人們不再相信今天存下的錢能買到明天同樣的東西；工資談判困難，企業和工人都不知道應該以什么預期來協商；長期投資變得艱難，沒人愿意用未來十年的不確定收益，換今天的確定支出。

一些國際機構的預測顯示，委內瑞拉在2020年代至今天仍承受著全球最高水平之一的通脹壓力3；數字本身或許會變，但趨勢說明，當貨幣失去作為“價值尺度”的功能，人們不得不把日常生活貨幣化為“今天趕緊用掉”的沖動。

于是，工資一到賬就換成美元不再是一種投機行為，而成了普通家庭的自我保險。

五、外匯與價格管制

在外匯緊張、物價上漲的壓力下，政府往往會出手干預，管住重要商品的價格，防止物價失控；嚴格外匯審批，把稀缺的美元“優先分配”給關鍵部門。

初衷或許是穩定，但后果往往是另一種失衡，價格被壓低，生產者無利可圖，供應減少，出現短缺；拿到優惠匯率的部門，可以用低價美元進口商品，再按黑市價格出售，套利空間巨大，正常依靠市場融資、進出口的企業，反而在審批與排隊中失血。

當“誰可以拿到低價美元、誰可以享受價格保護”變成最重要的問題時，經濟活動就不可避免地向“尋租”傾斜，有資源、有能力的人，開始尋找通道；沒有的人，只能去排隊。

結果是，商店貨架可能并非完全空空如也，但可靠供應變少；社會并非一貧如洗，但能穩定經營的企業越來越少。

六、外部制裁

談到委內瑞拉，外部制裁是繞不過去的話題。

美國及部分國家出于多種考慮，對委內瑞拉的金融、能源等領域施加了多輪限制，包括對其石油公司PDVSA的制裁，限制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結算與融資能力。

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數據指出，委內瑞拉探明石油儲量約3030億桶，約占全球17%，是世界上儲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奧里諾科重油帶的重質原油，需要持續投入技術、設備與稀釋劑來維持產能。

制裁是什么？簡單說，就是在這樣一個高度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行業里，突然限制了它與外界的資金、設備與市場聯系。

結果很清晰，難以獲取關鍵設備和技術服務，老舊設施維護和升級受阻；融資渠道受限，無法通過借新還舊維持必要投資；主要傳統市場受限，只能通過折價、繞道、復雜安排來銷售。

但制裁更像是一陣強風，風可以把屋頂吹得更快漏水，卻不決定這屋頂最初是怎么蓋的。

如果財政、貨幣與公司治理早已存在結構性弱點，外部沖擊就會起到“放大鏡”的效果，讓問題更快顯現。

因此，現實比簡單的“誰導致誰”要復雜，外部壓力是真實的，但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承壓的，仍然是內部制度與結構的韌性。

七、制度的鏡子

透明國際發布的CPI中，委內瑞拉近年來長期位居全球后列，多家媒體根據公開調查與司法案件匯總認為，過去二十多年，與國家石油公司相關的各類案件涉金額“以數百億美元計”。

這些數字本身并不構成完整的“總賬”，但釋放出一個信息，當公共資源規模巨大，而有效的審計、公開透明和問責機制不足時，“資源收入”很容易部分演變為少數群體可支配的利益。

換句話說，個別人的行為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長期走向的，是制度層面的“約束能力”，當約束不夠強，腐敗就不再只是“個體道德問題”，而更接近一種在灰色空間里自然生長的“分配方式”。

八、諾獎的映照

近兩年的經濟學諾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委內瑞拉的好框架。

2024年的獎項，授予了長期研究“制度與繁榮關系”的學者。他們強調，一個國家能否富裕，關鍵不在于一兩項政策靈感，而在于是否具備一套能夠約束權力、保護產權和合約的制度體系。

2025年的獎項，則聚焦于“創新與長期增長”，指出技術進步和“創造性破壞”是推動人均收入持續提高的核心動力。

把這兩點疊加，你會看到一個清晰的邏輯，制度提供穩定的秩序與預期，使投資與合作成為可能；在這種秩序中，企業可以自由進入、競爭、退出，創新的動力和空間才會真正釋放。

對于委內瑞拉來說，石油曾經提供了一個“快速跨越”的機會；但要避免“高開低走”，最終還得走上那條更為艱難的路，讓非資源部門也有成長空間，讓民間創新可以在可預期的環境中積累。

如果說資源是一筆“起步資金”，那么制度就是長期的“公司治理結構”，而創新則是“業務能力”。

只有三者同時健康，一個國家才可能既不虛胖，也不枯瘦。

九、尾聲，超越“資源的詛咒”

宏觀層面的故事，總要回到人的生活里，才顯得具體，微觀的努力不一定改變宏觀的曲線，卻展示了另一種韌性，人們并未放棄尋找出口，只是他們目前的制度道路讓這種努力成本極高。

資源會放大一個國家原有的制度特征，如果制度能夠把資源收入當作全民的長期資產，建立起透明、穩健、有約束力的分配和投資機制，那么石油就可能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跳板；

如果制度把資源當作短期可支配的現金流，忽視制衡與公開，輕視多元產業發展，那么石油就可能在繁榮之后，留下更深的結構性問題。

石油可以讓一個國家“一夜變富”，但只有制度才能決定，它能不能長期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