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到死也沒搞明白：為什么陳寶倉一被捕，吳石就全部都招了！

一份寫得滴水不漏的供詞，有時候不是案情的終點，而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

1950年，臺灣保密局的審訊室里，谷正文看著眼前這份白紙黑字，心里頭那叫一個舒坦。

這玩意兒，是“密使一號”吳石親手動筆寫的，前因后果，人物時間，交代得明明白白，邏輯嚴絲合縫，直接拿去當審訊教材都夠格了。

谷正文，這號人專攻心理，多少硬漢在他手里都得把心窩子掏出來，他覺著自個兒又一次把那套顛撲不破的道理給驗證了：人，終究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點，甭管你嘴上喊的信仰多高尚。

可他到死都想不通，他手上這份讓他功成名就的“鐵證”，壓根就不是什么供詞。

那是一份吳石給自己簽發的死亡通知，是用自己的命，給整個地下戰線拉上的一道防火墻。

谷正文跟那些只懂得上家伙的酷吏不一樣，他好琢磨人。

他有自己的一套“公式”，在他看來，人這種東西，無非就是求生怕死，再加上點親情友情的牽掛。

把這些東西跟大刑、票子、女人摻和到一塊兒，就沒有撬不開的嘴。

他最得意的一筆，就是拿下了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對付這位老革命，谷正文壓根沒廢話，直接把上好的牛排、洋酒，還有蔡孝乾那個年僅十六歲的小姨子往跟前一放。

結果，信仰的堤壩說垮就垮。

蔡孝乾一開口，臺灣地下黨組織基本就癱了，四百多號人的名單，嘩啦一下全到了谷正文手上。

這事兒辦完，谷正文自信心爆棚。

他認定，所謂的信仰，不過是欲望還沒得到滿足時的一層窗戶紙。

揣著這份自得，他走進了關押吳石的牢房。

吳石，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將軍銜，這是個真正的硬茬。

審訊一開始，谷正文還是老套路。

他先打感情牌，說只要吳將軍合作，保你家人平安富貴。

吳石眼皮都沒抬一下，就一句：“為國盡忠，死而后已。”

軟的不行，就來硬的。

老虎凳，辣椒水，這些都是小兒科。

谷正文讓人把電流接到吳石身上，那滋味能讓人的神經一根根斷掉。

他甚至讓人用細電話線纏住吳石的眼皮，另一頭連著手搖發電機，硬是把吳石的眼球玻璃體給震裂了。

吳石的左眼就這么瞎了，可嘴里除了喘息，還是一個字都沒有。

谷正文那套百試百靈的“人性公式”，在吳石這兒，頭一次算出了個亂碼。

他納悶，但他不覺得是公式錯了，他認為，是自己還沒找到那個最關鍵的“變量”。

這個“變量”，似乎沒過多久就自己送上門了。

當谷正文得知，吳石的老搭檔、保定軍校的同窗陳寶倉中將也被抓了進來，他感覺自己一下子就抓住了吳石的命門。

陳寶倉是誰？

那是能跟吳石在戰場上把后背交給對方的人，是幾十年的生死之交。

他立刻把這個消息，添油加醋地告訴了吳石，還特意描述了陳寶倉正在遭受的折磨。

他就像個老獵人，安靜地趴在草叢里，等著獵物最后那一下崩潰。

吳石那張始終像石頭一樣堅毅的臉，終于有了一絲松動。

聽到老友的遭遇，他一直挺得筆直的身體，幾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他沉默了很長時間，長到谷正文都快沒耐心了，才抬起頭，用幾乎聽不清的沙啞嗓音說：“拿紙筆來，我寫。”

那一瞬間，谷正文心里樂開了花。

他覺得自己的劇本寫對了：一個鐵血軍人，為了保全兄弟，最終選擇了妥協。

他的“人性公式”又一次顯靈了，他贏了。

吳石寫“供詞”的過程，順利得讓人難以置信。

他下筆極快，把自己怎么跟地下黨接上頭，怎么傳遞情報，來龍去脈寫得清清楚楚。

時間、地點、人物、方式，細節詳盡到讓谷正文找不出一丁點破綻。

這份供詞把所有的線索，都像蜘蛛網一樣，最終匯集到了吳石他自己這個中心點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

谷正文拿著這份供詞，如獲至寶。

但他認知里有個巨大的盲點：他能理解一個人為了活下去，會做出什么樣的妥協；但他根本無法想象，有人會為了體面地去死，布一個如此周密的局。

吳石交出去的，哪里是什么供詞。

那是一場用命當賭注的信息戰，是整盤棋的最后一步“將軍”。

這步棋的高明之處在于，它不是消極的抵抗，而是主動出擊，用一份看著天衣無縫的“假口供”，去換整個戰線的“真安全”。

他這么干，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救陳寶倉。

吳石太了解自己這位老戰友了。

陳寶倉年紀大了，早年在抗日戰場上打羅店血戰，左耳朵就被炮火震聾了，身體底子早就垮了，根本扛不住保密局那套折磨人的手段。

吳石自己可以忍受皮肉之苦，但他見不得情同手足的老伙計在自己面前被活活整死。

所以，他必須“招”。

只有他這個“主犯”把所有事都扛下來，讓谷正文這些人覺得案子已經見底了，對陳寶倉這種“從犯”的酷刑才會停下來。

這是用自己的“全盤托出”，換兄弟一條活路。

第二個，也是更深遠的目的，是保全整個地下情報網絡。

蔡孝乾叛變，那份四百多人的名單就像一顆定時炸彈。

如果吳石選擇硬扛到底，最后被折磨死，那幫瘋狂的特務只會覺得他嘴硬，背后肯定還藏著更大的魚，搜捕和審查只會變本加厲，永無寧日。

可吳石這份“完美供詞”一出來，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交代”的那些情報，要么是國民黨特務已經掌握的，要么就是些無關痛癢的陳年舊事。

這份供詞就像一個巨大的吸鐵石，把特務們所有的調查方向都死死吸在他一個人身上，然后“啪”一下，線索到此中斷。

他用自己“國防部次長”的身份，無聲地告訴谷正文這幫人：“到我為止，后面沒人了。”

這就給了谷正文和保密局高層一個巨大的錯覺：案子破了，大功告成。

最高級別的“共諜”都畫押認罪了，這案子可以封卷了。

這種心態，讓整個特務系統迅速松懈下來，停止了對其他潛在關系網的深挖。

吳石就這么用自己的命，給那剩下的四百多個幸存同志，拉起了一道誰也沖不破的防火墻，硬生生掐斷了那場由蔡孝乾叛變引發的，本會無限蔓延的恐怖抓捕。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

吳石穿著一身筆挺的國民黨中將禮服，表情平靜地走向刑場。

臨刑前，他留下一首絕筆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和他一同就義的，還有女交通員朱楓。

身中七槍后，朱楓用盡最后一口氣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

谷正文作為監刑官，就站在不遠處。

他親眼看著這一切，心里卻沒多少勝利的喜悅，反而第一次有了一種說不出的發虛。

他看到了某種他那套“人性公式”算不出來，也永遠不可能戰勝的東西。

他花了一輩子去琢磨人性的弱點，卻從來沒試著去理解信仰的高度。

在他的世界里，什么東西都有價碼，都可以交換。

他搞不明白，怎么會有人心甘情愿地搭上自己的性命、名聲，甚至家人的前途，去換一個跟他個人八竿子打不著的，宏大的目標。

谷正文贏了審訊，卻在信仰面前輸得一敗涂地。

這個疙瘩在他心里存了一輩子，直到晚年，他還在自己的手稿里念叨這份挫敗感：“我輸就輸在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看到的，是一個人的屈服；他沒看到的，是一個戰士，用自己的死亡，發起了最后一次沖鋒。